一

  城颇有权威的文艺批评家诸葛岩，坐在书桌前的旧圈椅上，正酝酿着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从他背后望去，他那被一圈灰白头发包围的秃头顶，活像一座威严的活火山，而他烟斗中冒出的越来越浓的团团白烟，正预示着他的思路已接近爆发性突破。

  正当他提笔要在稿纸上写下想好的题目时，背后响起了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于是“活火山”旋转了一百八十度，诸葛岩两只下陷的小眼睛里闪出愠怒的光，盯定了穿拖鞋的儿子诸葛朴。不等爸爸发问，他便请求：“给我两毛钱。”诸葛岩皱起眉头：“要两毛钱干什么？”

  “看电影！学校组织的，墨西哥彩色电影《叶塞妮娅》哩！”

  诸葛岩紧握烟斗，摇着头说：“不像话！你们学校居然组织中学生看这种电影！就不怕起副作用吗！？”

  这声音把隔壁的老婆引了出来，她已经穿戴好了，正要出去，见诸葛岩又来这一套，便替儿子辩解说：“什么了不起的副作用！看看墨西哥人怎么生活，长长见识有什么不好？我身上正巧全是大票子，所以让小朴找你要；你有就给，没有就拉倒——我带他一块出去，到街上破开就是啦。”

  诸葛岩勉强掏出来两毛钱，给了儿子。儿子一溜烟地跑到隔壁换鞋去了。这时诸葛岩便郑重其事地对老婆说：“你哪里知道，我最近考虑了好久，感觉这个问题要是再不大声疾呼，引起重视，采取措施，那我们的青少年就会被这些外国电影的副作用腐蚀，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倾向。比如《叶塞妮娅》这种片子，十足的人性论；更有什么《冷酷的心》之流，黄色的嘛，怎么好让青少年看呢？”

  老婆单刀直入地反驳他说：“算了算了，你那么能抵制副作用，在干校的时候怎么还干出丑事来？那时候光看样板戏，没有《冷酷的心》，你还不是该黄就黄！”

  诸葛岩的舌头顿时像短了半截，一张脸迅速地变成了猪肝色。一九七一年他和老婆分作两处下干校时，由于苦闷及其他复杂的因素，他同连队里的胖姑娘有过那么一段黏黏糊糊的暧昧史，后来为此遭到了批判，并向老婆多次表示过忏悔。

  老婆领着儿子开门走了，临近出门，她还甩下一句话给诸葛岩：“我看让孩子有点人性论也不坏，总比不通人性的强！”

  门“砰”的一声响，这响声带来一种副作用，竟使诸葛岩脑子里的思路乱了好一阵，他足足又吸了两锅烟丝，才把那弄乱的思路又整理清晰。

  二

  诸葛岩用苍劲的笔触写下了《不可低估“人性论”的侵蚀》这个题目后，稍微托腮凝神思考了一会儿，便一泻十行地写起了正文来，不知不觉地就过了一个多钟头。

  有人敲门。开头敲得比较轻，他沉浸在文思之中，竟未听见，后来敲得比较重，才把他惊醒过来。他很不甘心地搁下笔，叹了口气，走过去开了门——如同一根轻盈的羽毛，飘进来一个窈窕的陌生姑娘，让他吃了一惊。

  “诸葛岩同志，我是从报社那打听到您的地址的——我是一个读者。”姑娘把手里的一卷报纸展开，拍了两下，自我介绍着。那几张报纸上载有诸葛岩最近的评论文字，它们同即将问世的《不可低估“人性论”的侵蚀》一样，都是针对文艺与青少年的关系问题而发的议论。

  自己的文章能引动读者登门拜访，这是令诸葛岩颇为兴奋的，但细一打量这位拜访者，不禁满腹狐疑——她头上是化学冷烫过的披肩发；上身穿着黑白相间的花格呢窄腰西装上衣，下面穿着条咖啡色的略呈喇叭口的料子裤，脚上蹬着黄黑相间的半高跟皮鞋；肩上还挎着个深红底带白色图徽的大皮包。

  “你是——找我的？”

  “对，诸葛岩同志，我就是找您来的。”

  “好，好，请坐吧，请坐吧。”

  姑娘在书桌旁坐下了，把那沉甸甸的大皮包搁在椅腿边。她嗽嗽嗓子，用银铃般声调说：“诸葛岩同志，从您的眼光里我看出来了——您觉得我身上的‘副作用’太多了是不是？”

  诸葛岩点头：“是呀，你是受了某外国电影影响吧？”

  姑娘妩媚地微笑着：“我是个建筑工人，电焊工，我在工区里是个先进生产者哩。我工作的时候戴工作帽，穿工作服，完全不是这个模样；可是今天我休息，休息的时候，我按自己的爱好打扮自己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

  诸葛岩不屑同她讨论这个问题：“我在那篇《从喇叭裤谈起》里，已经把穿衣问题上的防腐蚀问题谈透彻了。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呀？”

  姑娘彬彬有礼地说：“我想找您请教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人性这个东西？”

  诸葛岩装上一锅新的烟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心里非常愉快——他恰好正打算写篇谈防“人性论”腐蚀的文章嘛，回答这个问题，恰如鱼游春水，自得其乐——不过，他觉得在开讲之前，应当把对方的思想情况摸得更清楚一点，便问道：“你为什么要来提出这么个问题呀？”

  姑娘眨眨眼睛，摇着头发笑了：“不为什么。研究问题呗！您告诉我吧，反动派，他们是不是也是人呢？”

  诸葛岩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反动派既然反动，怎么能对他们发善心呢？是反动派就应当消灭嘛，怎么好让‘人性论’腐蚀了我们的斗志？”

  “但是您告诉我反动派是不是也是人，您肯定地回答我呀！”

  诸葛岩很不以然地在桌边磕着烟斗，摇着头说：“这样提出问题就不恰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可见那些宣扬‘人性论’的东西，对你们的副作用不浅啦！”

  “是吗？”姑娘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大声地反驳说：“您注意到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副作用，您大声疾呼要消除这种副作用，我一点也不打算反对——可是，我觉得您却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副作用，这种来自极左方面的副作用把我们这一代人坑苦了，也坑了你们成年人、老年人，可是你们不但从不提起，甚至还推波助澜——您就干过这样的事！”

  诸葛岩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

  姑娘站了起来，她简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脸上妩媚的微笑连影子也没有了，她把皮包提起来挎到肩上，宣布说：“我要让您回忆回忆，回忆回忆！”说完，她竟径直朝隔壁房间走去，“咔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诸葛岩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气愤填膺——那里头是他和老婆的卧室，这姑娘想干什么？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还是诈骗犯？他本能地从圈椅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用双拳擂门，暴怒地叫：“你出来！我要到派出所报告去了！”

  姑娘却从里屋从容地回答说：“您别着急，我只待十分钟就出来。您家的东西我不会动的，不信您一会儿检查好啦。”

  诸葛岩陷入这般戏剧性的局面，倒还是平生第一遭。

  三

  二十来年前，有个叫巴人的作家，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讲到了关于人性的问题，受到了冰雹般的批判，从此堕入不幸的深渊，从撤职到开除出党，从下放到戴帽子劳改，据说最后竟成了个用绳子捆住自己在村路上狂跑的疯子，终于悲惨地死去。关于他我们不必多谈，因为说多了有副作用。

  但是要把诸葛岩介绍清楚，我们又不得不谈到这个巴人，因为诸葛岩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巴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从此诸葛岩就从大学助教变成了专业批评家。有那么五六年的光景，诸葛岩在城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被他点名批判的作家计八名、出版物计十三种、演出节目计二十一台。他的事业非常顺利，生活也很幸福。他的妻子——大学里的一位资料管理员，有一天用极为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问他：“你这个批评家怎么总是在批，而不见你评呢？没见你写过一篇文章来肯定过一个作品哩！”他略事思考，便极潇洒地打了个榧子说：“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妻子当时莞尔一笑，对他的崇拜更增进了一层。

  1965年11月12日那天，诸葛岩拿到了一张头天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发现上头有篇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这以前他一直是引为同志的，这回这篇文章却令他心中不快，一是他觉得味未免太重了，有失文采；二是他觉得生拉硬扯，却并未击中要害。他以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反历史主义，怎么能那么强调清官的作用，而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呢？于是他耗时三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既批判《海瑞罢官》但也与商榷的文章，于1966年春天刊登在一家大报上。

  诸葛岩万万没有想到，短暂的春天一过，炎夏到来，他的命运竟起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时局以转瞬即变的速度把他抛到了反革命的位置上！运动一起来，他成了对吴晗进行假批判的典型，被红卫兵剃光了头，挂上了铁板制成的“黑帮”牌，打入了牛棚。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已被他遗忘的巴人，原来被批判竟是这般的痛苦。当他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军代表进驻了城的文联，他在第三批落实政策时被解放了。当军代表允许他在大字报专栏上贴头一份大批判稿的时候，他激动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是提起笔，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会写文章的人，他以往的批判锋芒，什么“商榷”呀，“警惕副作用”呀，“滑到了危险的轨道上”呀，如今看

  来都是些带有“费厄泼赖”气息的“假批判”语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学会了“最、最、最”的造句方式，以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一类的修辞手段。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老婆对他的全部崇拜。

  1973年，他幸运地被吸收进了一个名叫“葛祺绶”的写作班子，在写作班子里他是最低贱的一员，但以“葛祺绶”名义发表的文章，一大半以上其实都是他执笔之作，这些文章全是评论样板戏的，当然字字句句段段篇篇都是谀颂之词。他的老婆对这些文章的评价颇为中肯：“只有四种人看，一是你们这些臭笔杆子，二是报纸的硬头皮编辑，三是工厂无可奈何的排字工人，四是那些整天太阳筋痛的校对员，再没有了。”对于这种评价，他不置一词，只是淡然一笑。

  粉碎“”以后，诸葛岩确是欢欣鼓舞，他很快便“说清楚”了，当年那篇“假批判”的文章，使他获得了加倍的谅解，甚至还获得了几分尊敬。他的思想观点、风度气质迅速地恢复到了“”前的状况。他极其自然地又成了一个忙于到处发现问题和消除副作用的批评家。他觉得该站出来大声疾呼的事情真是不少：杂志上出现的一些反映“”时期冤案的短篇小说，岂不是索尔仁尼琴式的“监狱文学”吗？一些以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新话剧，岂不是在泛滥黄色和人性论吗？……

  恰在这个时候，他遇上了这么个神秘的女读者。

  四

  正当诸葛岩惊惶失措、一筹莫展的当儿，里屋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令他吃惊得张开嘴巴合不上的，是出来的竟并非刚才的女郎，而是另一个人——这人如同一道晃眼的闪电，狰狞地兀立在他的面前，刹那间竟使他如被雷击，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穿着一身国防绿军服，戴着军帽，没有帽徽领章，左臂上却套着个足有一尺长的红绸袖章；眉眼横立，满脸怒容，右手握住一条宽大的铜头皮带，劈面就“嗖”地空抽了一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未等诸葛岩反应过来，先吆喝了一声：“哪条狗叫诸葛岩？自己爬过来！”

  足足经过半分钟，诸葛岩才恢复了理智，并且终于认出来这位红卫兵战士也就是来访的那位姑娘——原来，她是躲到里屋里换装去了，这真是天大的玩笑、天大的玩笑！

  诸葛岩把蜷缩的身子伸直，强作镇静地摆摆手说：“你胡闹个什么……怎么能这样！”

  但是对方并不罢休，继续粗鲁地吆喝着：“哪条狗叫诸葛岩？爬过来！不许走！给我爬！”

  诸葛岩这时恢复了进一步的意识——他蓦地悟出，十三年前冲到文联办公室来揪他的红卫兵，不是别人，恰是眼前的这位——怎么称呼好呢？叫姑娘还是叫夜叉？

  虽然她已经增加了一倍的岁数，但她那冷酷的眼神，凶神恶煞的态度，以及那一手叉腰一手挥舞铜头皮带的身姿，都使诸葛岩生动地、痛楚地回忆起当年的那位首次降临于他命运转折之中的“小将”。他不寒而栗了。

  “嗖嗖嗖嗖”，“小将”手中的皮带虽然只是在他眼前乱舞，却令他胆战心寒。尽管他明知如今已是另一种年月。

  他费了老大力气才露出了一个维护尊严的笑容，指指刚才那姑娘坐过的椅子说：“坐吧坐吧，你这是干什么？”

  姑娘总算从“角色”里脱出了一半来，她板着脸坐下，训斥说：“想起当年来了吧？当年你不是真的爬过来了吗？”

  诸葛岩的脸在一天里第二回变成了猪肝色。

  姑娘逼着他回忆当年他那最怕回忆起的一幕，那真是充满着副作用的一幕：他同另外几个“黑帮”被逼着爬到小将们脚下，由她们用铜头皮带乱抽了一顿，其中一个敢于反抗的还被强灌了痰盂水，险些被当场活活打死……

  “你当年挨打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姑娘声色俱厉地问，完全是当年的气概。

  “怎么想？当年的确认为自己是搞了假批判，愿意认罪，可对你们那么个态度，很不理解。不要虐待俘虏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嘛……”

  “哼！”姑娘讥讽地打断他说，“你也知道人道主义是好的了，这不是人性论吗？！你既然搞了假批判，就是黑帮，黑帮就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嘛，什么俘虏不该虐待，俘虏他人还在，心就不死，就时时刻刻梦想复辟，对这种不是人的东西，我们就是不能手软，就是要斗倒、斗臭、斗瘦、斗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革命嘛，讲什么温良恭俭让？……”讲到这里，她霍地站了起来，双肘左右大幅度地摆动，唱起了“鬼见愁”歌：“拿起笔，做刀枪，刀山火海我敢闯！……谁要是不跟我们走，管叫他立刻见阎王！”最后是左脚前伸一跺，右手向前上方猛力推出。

  诸葛岩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脸上的肌肉仿佛被冻住了，他嗫嚅地说：“你看你看，这都是、‘’把你们毒害的……”

  姑娘重新坐下，大声反驳说：“当时王洪文还没出山呢，哪来的‘’？当然那伙坏蛋没少骗我们，他们的账咱们另算。可是你想到过吗：我们形成那么一种状态，你这样的人也负有责任！”

  “我？”诸葛岩生气了，“我被你们打得皮开肉绽，我是受害者，我有什么责任？”

  “怎么没有责任！”姑娘扬起嗓门说，“‘’前几个月，你到我们中学作过报告，那时候我上初二，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你在报纸上写的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的文章我全剪贴到了笔记本上，我可真是受益不浅——啊，肖涧秋是条五彩斑斓的，因为他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公然给文嫂臭钱，这是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嘛！我懂了：应当发动文嫂去参加游击队！什么银花春花，反动反动，搞什么人性感化，说什么‘清清白白做人’，比国民党更可恨，因为她们披上了伪装！要撕掉她们的画皮，把她们批倒批臭！……也许你会说你的文章里没什么措辞，可它在我们中学生的心灵里，实际效果就是这样！还说你那回作的报告吧，你举了那么多例子，证明时时、处处、事事有阶级斗争，真把我吓呆了：喝汽水吃冰棍是贪图享乐的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开端……从那以后，我除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别的一概不读，我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别提有多紧。什么？姑妈送我一件毛线衣，这分明是腐蚀拉拢！什么？大舅给我一张《可尊敬的妓女》的电影票？大舅妈是个小业主出身，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当我被熏陶成了这么一个人的时候，‘’的风暴起来了，我和同伴们觉得满眼都是反动的东西，必须统统横扫！街口的红绿灯规则是谁定的？查一查后台！红灯居然表示禁止通过，红色是革命的象征，他们竟敢污辱革命！我忽然听说你是个搞假批判的人，这真把我气得差点咬碎了满嘴的牙，可见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残酷性，你竟也是黑帮，而且是隐藏得更深、更久、更狡猾、更危险的黑帮，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老子先给你点教训再说！你看，你帮助我把人性论的副作用消灭得干干净净，结果我拿这皮带揍你的时候，看见你浑身冒血趴在地下，连一点点心理上的恶感都没有，更不用说去想你也是个人，你这样是很疼的了……你想想看吧，如果我们那时哪怕还留着一点点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点点人情味的‘副作用’，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干了！我还好，没有打死人，我的同伴小芳，改名叫大暴，她就亲手打死过一个人，她把那人捆在床栏杆上，慢慢地打，打累了就歇一会儿，整整打了三个钟头，一直把那人打得断了气。她很坦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那人既然是资本家，剥削者，那也就不是人，不必对他客气，打死了活该！”

  诸葛岩在这一番表述面前埋下了头，他把没有装烟丝的烟斗紧紧地攥在了拳头里，攥得手心发痛。他承认自己被一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打动了。是呀，在把本来应当是温柔、富于同情心的姑娘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暴徒的因素里，究竟有没有因为批判一种副作用而带来的更加可怕的副作用呢？

  姑娘这时摘下了那顶国防绿帽子，原来塞在帽子下的卷发获得了解放，一下子弹到了她的耳边、肩头，这使她顿时改变了模样，这次诸葛岩望着她，觉得她是多么美丽，合情合理的美丽。姑娘的表情也随即变得温和起来，她用非常恳切的语调说：“如果因为过分地温情，到了战场上都不愿跟敌人拼命，那当然不好，批判那种副作用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可是倘若你们经过了十多年的动乱，还认识不到我讲的这种副作用的危害，还在那里用批判一种副作用来培植这种副作用，那我们认为，在中国搞法西斯专政，就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你们？”诸葛岩抬起眼睛来，望着姑娘，有点吃惊。

  “对，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我们一群青年的意见——我们研究好了，才采取今天这个行动……”

  姑娘脸上这时恢复了微笑，她又补充说：“您真该好好了解了解我们——一群在十多年动荡生活里滚过来的青年人。我从当年那个状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说懂得了讲礼貌，跟年纪大的人谈话用‘您’，有好长的一个痛苦、艰难的过程呢，下回再来的时候，我讲给您听吧。今天我只想告诉您：我们不认为一切回复到1966年以前就算正常，我们要求中国朝前走！”

  诸葛岩陷入了痛苦深入的沉思。待他被壁上的挂钟报时声惊醒时，姑娘连同她的深红底白图徽的皮包都不见了，一切真如同一场噩梦，唯有近旁空气中飘散的一股发油香，证实着刚才这里确实存在过那么一个神秘的姑娘。

  198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