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表妹是医院的护士。有天她来找我，交给我一卷写满了字的纸。她说：“是从一个因肝癌而死的患者的病床褥子下发现的。我看了一遍，决定拿来交给你。你设法给他发表吧——这正是死者本人的意思。”我无比惊讶。展读以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现将原稿加以整理，公布出来，仅供读者参考。凡其观点古怪、行文有意含混之处，一任其存，未能稍加妄改，特此说明。题目系我所加；下面请读原文：

  0

  我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不见得。但是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理解我。就是我，以往又何尝十分清醒地理解了自己呢？实在是自我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以后，这才遍体清凉起来，开始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认识清楚。

  昨晚良久未寐，吞服五粒后，方昏昏入睡。结果做了一梦。这梦实在太不像梦了，因为丝毫也不迷离扑朔，而真实到可怕的地步。我梦见正开我的追悼会，前面挂着张马马虎虎匆忙放大的照片，显影时间不够，因此远远望去只是一团灰色。赵醒在那里念悼词，虽然低着个头，把谢得光可鉴人的秃顶展示给会场的人们，但他的声调既不悲切，眼眶里也绝无潮湿感；到会的教职工虽然不算太少，但绝大多数纯粹是无动于衷，有几个更在那里搓鞋底、抠指甲，简直是有点幸灾乐祸。只有我的老婆在前面垂泪而立，那泪水当然绝非用浸过生姜汁或辣椒水的手帕揉出，但我深知其心，她不过是以为不流出一点眼泪，便会招来人们的非议而已。牵住她衣角的八岁的曼琴也在哭，我怎么称呼她好呢？女儿？其实她上小学后也就渐渐懂得，我们并非她的亲生爹娘，而是从小把她抱养过来的；现在她哭，是因为她感到害怕。这就是我的追悼会。几乎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为世界上少了我这样一个人而惋惜。

  我为什么招人们讨厌？人们对我的种种非议，就我直接听到、间接打探到的而言，无非是说我“左得出奇”、“善于钻营”、“专门整人”云云。其实这都是皮毛之见。“解铃还是系铃人”，我就要死了，我不想把自己的秘密带到棺材——不，带到火葬场去，我想坦率地把灵魂最深处的那个抽屉拉开，公之于众。说到底，我之所以整人，主要是由于……且看下列事实吧！

  1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开会前，放了一张唱片：“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冲开波浪……”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了，沙沙的噪音经过扩大器扩大，格外刺耳。我坐在会场后面，抱着双臂，懒懒地望着前方的讲台。嗬，还给准备了盖碗茶，排场！唱片没放完便截止了，跟着是一片鼓掌声，陈茂生态度自若地坐到了讲台那里。他仅仅讲了三分钟，我就恨他恨得牙痒。

  陈茂生是和我同一年分到中学里教政治课的。我们两人在学校里住同一间宿舍。在外人看来，或者从陈茂生那边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朋友，但是我的灵魂深处在呼喊：不！不能让陈茂生超过我去！

  陈茂生不是一般地超过了我，而是极其明显地超过了我。别的例子我一概不举，仅举那天的报告会一例。学校里决定举办一次辅导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活动，竟选中了他当报告人。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也在听报告之列，当然我只好坐在后面陪听。

  我希望陈茂生上台后怯场，先咳嗽两声；我盼望学生中有人出怪声，引起个哄堂大笑。然而都没有。陈茂生头几句话就十分简洁、生动、抓人。会场上鸦雀无声。陈茂生讲到兴味浓处，会妩媚地一笑，我注意到班上的女学生们望着他，眼睛都直了。讲到后头，他竟挑逗得同学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自己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戏子！戏子！我在心里骂着。我注意到，他新理了发，煞白的衬衣，领子似乎熨过。平整、挺直；他妈的他的双眼皮为什么那么明显？他的那一口牙齿为什么那么整齐？

  坐在我身前的一个男生扭回头，小声跟我请假——他要上厕所；我希望会场上出点纰漏，我故意不允许他去：“听陈老师讲！”他的屁股在椅上扭呀扭呀，终于憋不住了，放大声音请求说：“王老师，您让我去吧！”我看倘若不许真要尿裤子了，这才板着脸点了点头，他拔腿便跑，“乒！”绊倒了椅子，全场一惊，同学们纷纷回头看，我打心底往上翻涌着快意，但是却站起来，严厉地打着手势：“注意听！注意听！”该死的陈茂生，他竟用两三句诗，一下子又把会场控制住了……

  回到宿舍，陈茂生容光焕发地问我：“今天我讲得怎么样？你们班上的同学有什么反应？”我就知道他憋不住得这么问我，我早给他准备好了回答：“讲得呱呱叫。不过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散会后既没议论卓娅，也没议论舒拉，尽议论你的翩翩风度了……哈，有的还歪着脑袋学你那独特的笑容！”说着我就给他学了一个，夸张得带有辣椒面的味道。陈茂生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总算保持住了笑脸：“是吗？真没想到！”哼，你没想到的事还多哩！

  不知怎么他在本校报告成功的消息传到了校外，附近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去讲，最后连附近工厂和商店也把他请去给共青团员们讲卓娅和舒拉。我对此决定报之以超级轻蔑。常常是我已经洗好脚，正打算睡觉了，他才兴冲冲地回来，先顾不得洗涮，满脸通红地告诉我：“没想到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也能理解卓娅的读书笔记……”或者是“妇女商店的团支部决定搞一个关于卓娅的专题朗诵会……”我呢，拉长个黄瓜脸给他看，最后连“哼”“哈”两声都懒得奉送。

  但是后来生活里起了波澜。听说大学里搞鸣放，学生们设了自由论坛，挺有意思，陈茂生建议我俩星期日一定回母校看看。我的好奇心丝毫不比他弱，星期日我们一齐去了。大食堂门前的自由论坛最吸引人。记得那天主要是争论该不该使用苏联教材的问题。几个大学生满面油汗地相继登坛演讲，大意是苏联教材未必高明，我们何不采用英美教材云云。他们发言时激动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溅。陈茂生听得十分认真，其实我也何尝不入神？眼前的场面和听到的意见都是无比新鲜的，真比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有趣。陈茂生先是愤愤地对我说：“苏联的教材有的也不能否定啊！当然，博采众国之长也是应当的。”我点头同意：“就是嘛！”也不知怎么一来，陈茂生就登到坛上去了——其实那“坛”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他以潇洒的风度，珠圆玉润的嗓音、严谨的逻辑发挥了一通自己的论点，下头又有掌声、又有嘘声、又有插话声，好出风头，我心里一阵阵醋意，几乎就要跟着蹦上去，同他比个高低了——而这时候开始钟响，论坛暂告休息，我们也就回来了。

  没想到不久便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斗争开始了，运动在我们学校开展了十多天，陈茂生若无其事，我也心安理得，但是，当我有一天发现他那关于卓娅和舒拉的演讲稿，被一个什么单位打印出来，当作学习材料时，我心中的妒火实在按捺不住了，我跑到党支部，不说揭发，只说“反映一点情况”：“自由论坛既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工具，陈茂生跳上去发言，客观上是不是起着帮助右派进攻的作用？”

  这以后，我亲眼目睹了陈茂生这朵鲜花的凋零。他那演讲稿先是被收回，后来竟也成了一种“右派言论材料”；他两个月里仿佛老了十岁，每天晚上咬牙写检查，躺下后久久地失眠，早晨醒来枕上总落下许多的头发……仍是那个会场，仍让他坐到前面，但不是请他作报告，而是勒令他检查交代。望着他倒霉的眉眼、佝偻的身姿，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活该！该！谁让你比我强？

  奇怪的是陈茂生始终没有来求我给他作证——证明他并未发表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他仍然同我住一间宿舍。我看出来，他是认定我出卖了他，并且盼他早日毁灭，所以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条鱼，一条可怜的、没有眼睑的、干瞪眼的鱼。

  陈茂生终于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他捆铺盖卷滚蛋的时候我不在宿舍。当我回到宿舍中时，他的床铺已经只剩下光板；我在他的床脚下发现了一只暗褐色的空药瓶。我一脚把那药瓶踢到对面墙上，使它碰个粉碎。我有一种生理上的快感！

  2

  我搬出了学校，因为我结婚了。我的婚姻史不值一忆，但是我要忆一忆我的恋恨史。对，不是恋爱史，而是恋恨史。你们往下看就明白。

  因为历史教师人数少，所以政治和历史两科合并为一个教研组。我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有功，所以我成了教研组长。我们组里忽然来了一位新的历史教师，是个女的，体格像个运动员，但说话总爱脸红。她来了三天我就恨上了她的丈夫，虽然我根本没跟她丈夫见过面。我恨那男人，因为他居然讨了这样一个老婆。我时时拿自己的老婆同这位新来的隋老师相比，时时痛切地感到自己老婆没有她可爱。时逢夏天，光她那露出的胳膊上的肘窝，就能使我醉倒。有一天我忽然听说她病倒在家，爱怜之意从我心中油然漾出。我下午没课，三点钟左右，我蹭出了学校，直奔她家。她家果然没有别的人，仅仅是她自己披着衣服接待了我。我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劝她再量一次体温，把医院给她的药片倒在手心上，仔细地看，并且劝她还是上床躺着，千万不要客气……她惊异地望着我，并且谛听着门外的什么声音，十分钟以后，我们便无话可说了，但我仍不愿走，我注意到墙上的结婚照片，我发现那丈夫下颏很尖，我发疯般地恨那尖下颏……我找些教课的事来说，但我教的和她教的又并不一样，因此也支撑不到多久；后来，我只好告辞，我同她握了手，出屋后我翻来覆去地衡量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停留的时间，算长，还是算短，还是不长不短？当晚回到家，老婆当做一件大事般地告诉我：“我又做了一盆醪糟。”我火冒三丈：“这玩意儿吃了脸上起疙瘩，你给我倒了！”她同我吵闹，我心里只想着别人家里的那张结婚照片，我真想把那尖下颏揪下来！

  但是不久隋老师就调走了，据说是因为上班太远，她自愿调到较近的学校去了。我很快便忘记了她，连同与她有关的尖下颏。

  隋老师调走不久，我们政治、历史教研组对面的语文组，又来了新的女教师。她未免太年轻了，梳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据说才十九岁，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头一两个月她未能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她的眉眼长得不俊，性情似乎也并不活泼。但是，有一天在传达室，报纸来了，我听见翻报纸的教师们议论说：“嘿，看见吗？人家许薇玲的散文登出来了！”“嗬，好几千字，能得不老少稿费吧？”我一听心里就往外喷酸水儿。什么，她竟能在报上登文章？我赶紧抻过张《北京日报》来看，可不，真是她写的。我想起头半年《北京日报》来学校组织过谈教学经验的稿件，我也交过一篇，但我们学校交上去的一篇也没发。没发就没发，大家都没发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许薇玲的文章为什么就能发出来？她能高明到哪儿去？那散文我没读几行就扔到了一边，并且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这号报屁股上的豆腐块了，好好教书不结了，写这些个干什么？”

  但是许薇玲竟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着散文。自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她每在我眼前晃过，我总能发现出她的一条新缺点，比如说神态清高呀，眉宇间有骄傲情绪呀，穿的棉袄罩衫颜色不正呀，笑声太浪呀，等等。我家里订得有《北京日报》，每回那上头有她的散文，我就总是迁怒于别的文章，整个不看，常常是当晚便拿来包东西，我老婆好几回尖声提醒我：“这是今天的！你别用，换张旧的！”我反而更使劲地把当天的报纸揉撕着，不这样我心里就像卡着根火柴棍儿。

  几年过去，许薇玲的散文竟至于足够出一本小册子了，出版社来的编辑，找到党支部，说是要给她出个集子。这消息让我听到了，我忍无可忍，当晚便找到支部书记家，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我讲到反修防修要从杜绝修苗做起，许薇玲是棵什么样的苗子？不务正业、搞旁门左道，追求名利，既害自己，更害学生……我的呼吁起了作用，党支部建议出版社缓出集子，我注意观察许薇玲，她眼窝变深、嘴唇变薄、笑声减少了。但是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她同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起，并且毫不避讳我，走过来打招呼，向我介绍说：“王老师，这是小吴，我的朋友！”我同那小吴握了手，满面笑容地同他俩开玩笑：“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呀？要不要这就到百货大楼买点呀？”但刚一分手我便妒火中烧，好个许薇玲，集子虽未出成，美男子却已到手，她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道？

  不久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来了。风暴乍起，我也懵了。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3

  我也住进了牛棚。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小将”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

  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挑粪。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但是他是队长，焉敢懈怠？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咬着牙，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显偷懒，停止干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干吧干吧”。这么干了两天，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有了恭维感激之词。冯尔定听着这些谀辞，盘腿坐在炕上抽着大粗叶子烟，面上居然颇有得色。我能生动地回忆起他呼出的烟雾灌进我鼻子里的那股辣味，这种辣味使我对他非常仇恨，因为他虽然白天难受，晚上内心里却能取得一种慰藉。我当时内心里却缺少这样一种慰藉。不知为什么，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众牛鬼蛇神都轻，而我在牛棚中的处境却比他们都惨——惨就惨在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交谈。

  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照例要开个认罪会，这时候“小将”们纷纷来听，偶尔也能拉来几个贫下中农代表。认罪会的开法是每个“牛”先自述罪状，然后大家评论认罪态度是否合格；这两天里冯尔定的认罪词不过还是那么一套，但大家竟纷纷说他老实、诚恳，我望着他那副垂下眼睑的模样，心里只骂他奸猾，但是我也不愿戳穿他的伎俩，因为倘若第二天“小将”真来检查每个粪桶装粪的情况，对我也并无好处。“小将”逼我对冯尔定的认罪发言表态，我一本正经地说：“冯尔定的发言我认为不够老实，辜负了小将们对他的信任……”但是我的发言还不足以使“小将”们撤掉他的队长职务。

  第三天，把冯尔定拉下马的机会竟从天而降——一阵风，把一角破报纸吹到了他的粪桶中，我素来眼尖，立即看出那角报纸有好大一幅领袖头像；当时我和他正并排撂下粪桶，在运粪的中途歇肩。恰巧两个“小将”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先咳嗽了一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后便一个劲地给他们使眼色，两个“小将”先是莫名其妙，紧接着便循着我的眼色去看冯尔定的粪桶，他们立即便看出了那“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于是便喝问起冯尔定来，冯尔定一开头怎么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虽然无意顶撞，也不免反问了若干句话——最后他终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再解释说：“实在是没注意——肯定是刚才一阵风吹进来的！”两个“小将”自然转而问我，究竟是不是一阵风吹进去的，我赌咒发誓地说：“没看见风有那么大的本事……”“小将”们便不再细细盘问，立即把冯尔定扭送到了场院，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站上前去，声嘶力竭地揭发他平时就有用带领袖像的报纸卷叶子烟的罪行，同时用推测的语气说：“那准是他兜里掏出来，故意扔进去的……”

  冯尔定这下垮了台，当晚“小将”们宣布了我任队长职务，我心中充满了狂喜与满足。奇怪，对冯尔定的坠落，我竟比对陈茂生和许薇玲的沉沦更为解恨。

  4

  我是个员。这个事实今天想来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我是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入党的。有时候会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并且同时会将陈茂生、许薇玲推至“反党”的死角，这的确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细研究：为什么？怎么办？反正我也是快死了，我说实话——我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非党员强。

  一九七〇年，我在整党中恢复了组织生活，并且由于种种因素，成了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不久就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长兼上了革委会的主任。那位工宣队长名叫白春富，是个十足的活宝。我恨他，因为他处处不如我，却反而当了一把手。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选的初中毕业生，是那个年月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次等货。他在煤厂当过一段临时工，每天坐在树墩子上劈劈柴，后来总算混进了国营工厂，在厂里是个有名的痞子。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来，他成了造反派头头，派驻工宣队的潮流一到，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当年没能考上的重点中学，坐上了相当于校长的交椅。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与报复欲，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

  白春富最爱向全校师生或全校教职工训话。每回上台，老是他在前头走，我在他左右侧跟着。他梳着个油亮的大背头，时值初冬，总爱在小棉袄外头披着个短大衣，一上台他便两肘朝后一摆，两肩随之一耸，于是那短大衣便飞落下来——回回总是恰落于我的臂弯之中。每次当这一刹那，我就有一种当场把他打杀的在胸中蠢动，但是他若回头对我一瞥，保管可以看见我脸上挂着一副谦和热情的笑容。

  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凑足了一打。比如，他在宽严大会上威风凛凛地吼道：“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六个大字！”又比如他深入同学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示范性地进行“谈心”时，会问出这种问题：“啊，你哥哥是汽车司机，你们俩是他大还是你大呀？”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他亲自领呼口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口号，他总爱拆开了领呼，并且常常撇掉下句，人们犹豫着不敢跟呼，他便吹胡子瞪眼，责问人们是什么感情？！于是会场上便时时发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这样的齐呼声……

  我和白春富的明争暗斗很快便白热化了。在这场冲突中，我欣喜地发现，群众的同情与偏向往往都落到我这一方。我既然无法从政治上与白春富抗衡（他是无产阶级，我毕竟得算接受再教育的一员），便千方百计从生活问题上入手去将他的军。

  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我得知白春富跑到一位单身女教师宿舍中“做思想工作”，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宿舍的窗外，蹲下来偷听他们在屋内的谈话；寒气冻得我耳朵发麻、双腿变僵，但是我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在打情骂俏；我利用工宣队内部矛盾，找来了同白春富对立的两个队员，一齐闯进了那间宿舍，惊开了手拉手正待入港的一对宝贝。嘿，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倒台后，我得以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这场“路线斗争”的功绩是一大缘由。

  我的生活和事业（如果我有事业的话）都变得顺利起来。但是我仍然时时苦闷、仇恨、愤慨。因为世界上竟还有那么多比我强的人和事。我不放过任何把别人成功和幸福毁掉的机会。举一个小例子：前面提到的那个许薇玲，历经沧桑，仍然活着，还是教她的语文；她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我的对手了，很难刺激起我的反应；但是去年元旦前我在她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册挂历，大约是她的什么熟人送给她的，印制得很精美，每月都是一幅名画家的佳作；这就足以使我生出宋太祖灭南唐之意，我来回翻着，嘴里啧啧赞好，手指头狠命搓折；许薇玲一再地说：“你轻点，别给我弄坏了。”我却偏当没听见这话，到头来我还是给那挂历留下了几个黑指纹印，心里才舒坦一点。当我现在浑身的淋巴结里都流窜着癌细胞时，我才敢于坦白出这样的内心隐秘。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理论能对我加以科学解释？

  记得我头一回来医院门诊，检查完我的肝功能时，意外地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了一个人。她顺下眼皮，打算从我身边一声不响地走过，我却大声把她叫住了：“隋逸文老师！”她只好停步，脸上浮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啊，王思衍老师，您也来看病？”我望着她，许多年前在她家中的那一幕回到了我的心中，我细细地把她打量，发现她明显地出老了，眼角挂纹，腮帮微垂，非常憔悴。我在这样一个失去了魅力和竞争力的女人面前，熄灭了一切欲念，我陪她坐在候诊室等待叫号，温和地询问她的近况，为她那尖下颏的丈夫不幸去世而深深地叹息，完了还帮她排队划价、付款、取药、送她到车站上车；她同我分手时，眼里竟恢复了活泼的光泽，在一句话上竟至还笑出了声来……我顺着修剪得颇为美观的林荫道往家走，听着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的笛音，不知为什么涌出了一股子忏悔的感情……但是当我迈进家门，当老婆向我絮絮地报道各色消息，提及：“当年给你们打成右派的那个陈茂生，听说已经平反改正，又回北京了……”我那医院邂逅中形成的情绪顿时便烟消云散，我想到陈茂生不管受了怎样的折磨，毕竟永远会比我小一岁，而且他聪明过人的特点肯定并未消失，我的胸膈便膨胀起来，借口老婆炸出的肉酱太咸，我大大地发了一通火！

  我啊我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5

  我所嫉恨并且拉下来、打下去的人，他们又都钻出来、站上去了。而我所新嫉恨的人，却拉不下来也打不下去。去年区教育局派来个赵醒，他当校长，我算保留了个第二副校长的职务。赵醒原是某重点中学的副校长，老资格，又是个内行，生活作风上也无懈可击，我对他只有退避三舍。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我毫不客气地同他斗法。学校里有个青年教师小聂，提出来要报考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支持，我就反对。不要相信我公开说出的理由，我反对是因为我怕小聂真的考上了，那他不是就比我更高级了吗？已经高级并远离我而存在的我可以不管，在我身边的想要拔尖，那我非掐尖不可，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但是上面有精神，这类事不能阻挠。那小聂不但报了名，而且在初选中入了线。有一天，赵醒去区里开会，传达室送来了科学院的公函，我拿过来一看，是通知小聂按期去进行口试。我略微想了想，便重新用“骑马钉”把信封封好，然后，把那封信塞到了赵醒那张办公桌和墙壁之间的缝隙中，使那信恰巧被夹住而不至掉落地上。赵醒参加的那个会要进行一周，他基本上不来学校，所以学校里的一应大事均由我掌握。果不出我所料，两天后，小聂找我来了，他一脸傻气，两只眼睛闪着最令我不耐的聪慧之光，进得办公室便问我：“老王，科学院给我寄的口试通知书来了吗？”我故作沉吟地说：“我没见着啊。你这事一直是老赵在经手，他接着没有我不知道。”小聂有点沉不住气，一张脸汗津津的惊奇地说：“我去问了人家招生办公室，说口试有我，通知书寄给咱们学校了；我也往区里给老赵打了电话，他说他没见着通知，让我问您……”我侧过身去，拿起报架子上的报纸，冷冰冰地说：“我这儿没见着什么通知。”说完便看报纸，只听一声门响，小聂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渐远，于是我嘘出一口气来，不知为什么，忽然想沏上一杯酽酽的茉莉花茶，细细地坐下品品。

  三天后，小聂又找我来了，他说：“我又去了招生办，人家让我明天上午去口试，我那三节化学课，您看是不是给调调？”我摇着头，正色对他说：“那怎儿成！没见着正式的通知，我不能准你的假。”他急了，逼近我说：“您不信您打个电话去问问，要不，我今天下午就让他们补个通知来，成不成？”我做出忙于审阅卫生室送上的一打表格的样子，不耐烦地说：“我对任何后门都不感兴趣。”这句并不对题但又隐含着某种深意的话，使小聂顿时变了脸色，他咬咬嘴唇，摔门走了。

  第二天小聂旷工半日，我有意到有他的课而改为自习的班上转了转，以诱导式的提问，搜集了不少同学对他教课的意见。

  下个星期一，赵醒开完了会，来办公室上班，他一擦桌子，那封通知书就从夹缝中落到了地上，他看后埋怨我怎么不把这信收好并及时转给小聂，我淡淡地说：“怕是传达室老头送来时我也不在，学生帮助大扫除时，把放在桌上的信不小心弄到那缝里去了。”赵醒便也不再怀疑。他找到小聂，询问口试情况，据小聂说因心神不定，回答得很不理想。

  然而科学院竟还在考虑录取这位小聂。他们招生办来了个人了解情况，赵醒那天恰巧又不在，我主动接待了这位同志，先以平淡的口吻，介绍了小聂思想作风以及教课方面的种种“缺点和不足”，然后又以极恳挚的语气说：“如今中学师资奇缺，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们中学！只有保证好基础教育的质量，才能发展尖端科学啊！”这似是而非却又颇有感染力的话语，竟使那位科学院招生办的女同志为之微微颔首。

  据说是经过一番“比较平衡”，小聂终于落选。赵醒告知我这个消息时，不住地为之惋惜，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可不能对他流露出这种情绪，他的教学态度本来就有待改进，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他的教育……”赵醒只好点头。当天下班时，恰遇小聂灰溜溜地推车走出校门，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夕阳是那般的艳丽，晚风是那般的骀荡。

  回家的路上，我拐进“翠华楼”要了一份“芙蓉鸡片”，买了二两“白干”，仿佛是在庆贺我的什么喜事似的……

  6

  躺在病床上，望着灰色的天花板，我不禁滋生出这样一些想法：自我参加工作以来，多少番政治斗争的风雨冲刷过我啊：“反右”、“反右倾”、“四清”，然后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风暴不可谓不烈。其间又有着“横扫一切”、“斗走资派”、“夺权风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双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密密麻麻的互为重叠的斗争阶段，至于嵌于其中的无数次“整团”、“整党”，就更难以数计了。可是斗来斗去，整来整去，斗得对不对、整得该不该的是非姑且不论，却从未真正斗到、整到我内心中的这个“原始冲动”上来。而且冷静一想，在某些斗争阶段上，我的这种“原始冲动”，甚至还得以膨胀，并为我挣得意外的收获。粉碎“”以后，我同一些人一样，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往“‘’流毒”上一推，依然故我，轻松自在。直到现在病入膏肓，我才似乎有点醒悟。有的人病到垂危，愿献身于医学科学事业，立下遗嘱，将自己逝后的身体，送给医院解剖研究；我这肝癌据说属最常见的典型病例，尸体似无多大的解剖研究价值，但我愿留下这份粗陋而特殊的“x光片”，献出自己毫无遮掩的灵魂，供解剖以作研究，只是不知接收者该是哪一个“有关部门”矣。

  代邮

  望下列同志读完此文后，将反应寄广东人民出版社转我：

  赵醒陈茂生隋逸文许薇玲冯尔定白春富聂子明

  19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