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裴庆这样信心满满,这自然是有原因的而且他相信，每一个读过许盈《战国论》初稿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在几年时间里，《战国论》一点一点完成,如今初稿已经得到，最后只是一些校验、修改的工作了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能窥到《战国论》全貌。

  许盈给战国七雄每个诸侯国都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其中史实很多,但相对于分析和议论,史实也只是配角而已。许盈往往从一个诸侯国的兴写起,最后又写它的衰,兴衰的起因、影响都非常清楚。

  他用来现代历史学家的分析法，比如今一些史家片面的观点要全面的多,表现在文章中就是观点清晰、全面可信。

  虽然一开始许盈写的是《齐国论》,但在最后整理书稿时，《魏国论》又被排到了第一个。因为‘三家分晋’之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过去只是晋国大夫）,这标志着战国时代开始。

  而魏惠王也是第一个称王者！

  更进一步说,在魏国的李悝变法也是各国变法的祖宗！也是有了李悝变法,这才有了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国乐毅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邹忌改革——当然，除了这些变法之外,战国七雄其实在其他时代也有变革，只是这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已。

  因为这个原因，许盈选择了《魏国论》作为开篇。

  此时‘战国’这一说法来自于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名叫‘战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周朝人来着。而战国到底以哪一年起始，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481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所修订的《春秋》记载的历史至这一年为止（主要是孔子去世了，自然没办法再继续编纂《春秋》）。

  而后司马迁著《史记》，其中以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开始叙述六国事。之后刘向编订《战国策》，《六国年表》中采纳了这个说法。

  另外也有说以周贞定王十八年（公元前453年）

  为战国开始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之事（说是三家分晋，其实是三家分智。那时晋国的大夫互相征伐兼并，总共有赵、魏、韩、范、中行、智六家，智氏才是最强的。此时的晋国至少名义上是存在的，只不过如同周天子一样，名存实亡罢了）。

  等到真正三家分晋，那已经是大几十年后的事了！

  许盈却哪一个都没有采纳，而是在《战国论》中提出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战国开始！这也是现代史家认可的。

  这一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国三家的诸侯之位，这也标志着战国七雄中最小的三兄弟就位。虽然赵魏韩三家在此之前就已经实际上消化了晋国遗产，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但华夏人就是这样，讲究一个‘大义名分’。

  所以《左转》中孔子才会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古代时的起义，只要没有登基称帝，官方的重视程度就要低一等。而若是打出皇帝名号，不管实力是强是弱，立刻就会成为朝廷官军的第一攻击目标。

  而中国的历史朝代断代上也完全遵循这一点，最重视的也是第一代皇帝登基的时间！

  并且，周天子承认赵魏韩三家，这也不是一个名义那么简单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展露出了战国和春秋完全不一样的气质——相比起打仗都彬彬有礼，这样的事能做，那样的事不能做，也决不允许杀死做过国君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国君会流亡国外）的春秋，战国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再无一丝规矩可言。

  赵魏韩‘下克上’成功，这本身就是对礼仪和仁义的极大破坏。而周天子迫于时势，也认可了这种变化——后来赵魏韩国站稳了脚跟，这也说明其他诸侯国，甚至天下人也认可了！

  大人，时代变了！

  许盈的《魏国论》是从魏文侯尊子夏为国师，然后子夏在西河教导弟子，建立起赫赫有名的‘西河学派’的事说起的——对于现代学生来说，学习历史大都限于浅尝辄止，可能并不了解西河学派。

  但只要翻阅史书就能明白这个学派有多厉害了！

  当时聚集在西河的士人有李悝、段干木、田子方、谷粱赤、公羊高

  等人，单说这个名单，许多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还不能理解其中的辉煌，只知道一个李悝但再往下追溯，就知道段干木和田子方为魏国教导了大批人才，如公孙痤和公子卬。

  大名鼎鼎的商鞅在魏国是就是侍奉公孙痤的公孙痤是魏国的相国，死的时候为国君推荐人才，提到了商鞅。说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那句话，卫鞅这个人很有才华，要么就用他，不用就杀了他。

  不然去到别国，这个人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只能说古人真的很喜欢立fg，最后果然一语成谶。

  而战国时的风云人物，比如说吴起、公孙衍、张仪、范雎、孙膑，不一定都是魏国人，但都来自魏国（很长一段时间待在魏国学习或者从政）。可以说他们必然受到了魏国很大影响，而这些影响追源溯流，一大部分都是西河学派的底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中所说‘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公孙衍和张仪都是魏国人，受西河学派的影响不会小。而这句话又何必只说公孙衍和张仪呢？事实上，扩展到整个由西河学派开始，更加积极谋求进身的士人阶层都可以！

  他们是那个风起云涌年代里，藏在各个诸侯身后，真正推动世界变化成后来样子的角色！

  魏国，因重视文教、重视人才，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然后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文化影响力——那可能也是魏国最辉煌的年代了，至少从文化上做到了其他各国宗主国的位置。

  许盈在《魏国论》中断言，魏国的强盛，从魏文侯拜子夏为国师，西河学派建立，士人纷至沓来，决定学而优则仕，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什么世道，文道昌盛、教育大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许盈着重提出了这一点。

  教育这件事不当吃、不当穿，花销还不少，此时皇室衰微，周边又都是一些汉化程度还不够的胡人政权。于是在教育这件事上，真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地方庠序早已荒废就不说了，就连太学也是名存实亡！

  现在还能读书的，都不是一般人！读书的人家就算是看着穷苦的门第，问其先祖，估计也是颇有来

  头。真正的平民出身，若没有奇遇，估计都不会有读书求上进的想法！既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也是不敢想。

  许盈在《魏国论》中所说，也有警醒如今的意思。

  而如果说魏国之兴还只能说是旁敲侧击地‘警醒’，那魏国之衰就是劈头盖脸而来了。

  魏国是产出了那个时代最多的人才，其他国家在变法这件事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魏国的影响！或许没有魏国种种，其他诸侯国也会逐渐找到时代的出路，但那个时间可能会往后推不知道多少年。

  历史的必然是进步发展，但必然之中也有偶然。

  然而就是这样的魏国，却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最终落一个‘与他人做嫁衣裳’的结果这些离开魏国的人才在未来，往往也是伤魏国最深的。

  魏国人才库养活了半个战国，此诚不我欺。

  这就是魏国之殇了，也是根植在魏国根子里的纠结。他们的君主既明白人才的重要，所以有了西河学派，所以有了大批平民出身的重臣。与此同时，又不能完全信任平民出身的人才，隐隐中担心他们不能忠诚于魏。

  看看魏国历任相国人选就知道了，多的是魏成、魏齐这样的公族公子，而如公孙痤，那也是魏国贵族！

  这种纠结在一开始时就展露出来了，魏国的‘开国之君’，也是一代明君的魏文侯，他先后有三个国相，李悝、魏成、翟璜。其中既有平民出身的士人，也有王室公子，这是雨露均沾，只看才华，不论出身？

  或许有这个意思，但决定第二任丞相时就在魏成和翟璜之间犹豫，其实已经很说明情况了。

  这种纠结是刻在魏氏骨子里的！

  魏氏也不愧是晋国的实际传承者，大概是魏国王室内部争斗激烈，最终导致国君失去了王室力量的保护，被公族们瓜分，这给了魏氏极大的教训。所以魏氏特别注意任用‘自己人’，对于‘外人’，哪怕是和公族关系紧密的贵族都有些犹豫，更不要说魏国平民，甚至是外国人了。

  魏国产生的人才不能为魏国所用，人才在魏国逐渐没有了出头的机会，只能向外寻求出路——关于平民出身的人才没有出路这一点，如今何尝又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