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又在那家照相馆的橱窗前站住了。

  年轻的姑娘在照相馆的橱窗前流连，可以说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匆匆过往的行人也好，在她身旁指点橱窗里照片的看客也好，并没有一个人发现她的异常之处。

  其实她已经不算年轻，而且应当称为少妇了。照相馆的大玻璃橱窗反照出她的倩影：身材是颀长的，齐肩的烫发是浓黑的，白皙的瓜子脸，水葡萄般的一双大眼睛；她穿着入时的淡褐色宽条灯芯绒外套，那外套剪裁成短大衣款式，灯芯绒上的条纹取横式走向，使她原本略嫌瘦削的腰身显得丰腴适度，外套下露出劳动布窄裤腿，脚上穿着考究的灰色半高跟布鞋。仔细看上她两三眼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她的模样儿，实在不比橱窗里陈列的那些照片上的姑娘们差，何不请她也拍上一张，放大陈列其中呢？

  她叫骆蔚兰，是春风电视机厂的插件工。几天以前，她到这条街上颇有名气的紫罗兰理发店烫完发，路过这家照相馆时，发现了那张令她吃惊的照片。她对谁都没说起这件事。但是连续两天夜里，噩梦袭击了她，当她从噩梦中惊醒以后，便再也不能入睡。她靠在高高的枕头上，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两三颗闪着寒光的星星，心里涌动着复杂而朦胧的思绪。她几次下决心推醒甜梦正酣的丈夫，把这件事告诉他，然而终于克制住了。她从没有也不想对他隐瞒什么，她暂时没有说，只是出于一种自尊。那心灵深处装着耻辱与悔恨的抽屉，是不能轻易再拉开的啊！

  那照相馆的橱窗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幅著名演员的大照片，驻足观看的过客们，眼光几乎全都集中在那几位明星的面影上，并伴之以指点和议论。骆蔚兰对他们却简直视而不见。她痴痴地注视不已的，是橱窗右下角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伯，摄影师把他那花白的鬓发、匀称的面纹、端庄的神态、坚毅的眼神表达得恰到好处。整幅照片用高调处理，给人一种清爽怡静的强烈印象。

  “是他，就是他……可怎么会是他呢？”

  骆蔚兰用牙尖咬着右手握住的手绢，不停地寻思着。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以坚实的步伐走向了照相馆大门，推门而进。她进去以后，那两扇玻璃门还大幅度地交错摆动着。

  2

  “你取照片？”

  “不，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一个人？什么人？”

  “你们外头摆着他的照片儿。就是那橱窗里头，紧南头最底下的那个老头……他是谁？”

  “是谁？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我以前认识他。后来一直没见着……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反正有那么一点关系……”

  “有一点儿关系？是你亲戚？”

  “算亲戚吧。告诉我他叫什么，现在在哪儿？……”

  “咦，怪了。是你亲戚，你怎么连名字都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呢！我不过来问问，那照片上的老头……”

  “你问他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

  “你们那‘服务公约’上怎么写的？还‘为人民服务’呢！”

  “你一个人能代表人民吗？就不为你服这个务！”

  “……”

  “靠边点儿，别妨碍人家取照片儿……”

  “你怎么回事儿？不取照片儿，玩去！”

  “你别对我这样。男同志不该对女同志这样。要学会尊重妇女！”

  “没学过。”

  “嘿，咱们别这么俗里吧唧地没结没完行不？咱们是一代人，你应该懂得我。”

  “你这人太个别！”

  “咱们这一代，有几个不个别的？想用一个模子把咱们扣成一个模样儿，那算是难办了。”

  “这话还差不多。”

  “看来咱俩也许一般大。你也是‘六八届’的吧？”

  “我是‘六九届’的。”

  “你们比我们更倒霉，等于没上中学。”

  “那可不是。‘天天读’了几个月，就给打发到兵团去了！”

  “你去的哪个兵团？黑龙江？内蒙？”

  “黑龙江，兴凯湖边上。那儿原是个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原来劳改犯住的屋子里……”

  “那你运气比我还强。我是内蒙兵团的。你们那儿再赖的连队也能打出粮食。我们那个连可好，年年收不回种子。呆了九年我才转回来。不过，也不后悔。我学会了骑马，见了世面。”

  “我在那儿待了八年半，可不，开了眼。你等等，人家要取照片……给！……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打听那老头干什么？”

  “是我亲爹。”

  “别胡扯！”

  “几句话跟你说不清。你告诉我吧！”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要代顾客保密。尤其是搁到橱窗展览的大照片，那些人的情况我们不能讲出去……”

  “讲出去有什么了不起？”

  “有那么一些个臭流氓，看上人家模样儿俊，打听出地址就去犯贱，能不防着点吗？”

  “防我干什么？我打听的又不是那些个‘大美人’，我只打听那个老头儿……”

  “也要防人找着他谋财害命……别瞪眼，我不是说你有这号歹心。再等等。……给，您的照片……亏得这工夫取照片的不多，要不，我这么跟你说话算违反工作守则，这月的奖金就得拉吹……你打听他究竟为个什么？”

  “保证是出于好意。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还活着？”

  “这叫什么话！他身体棒着呢！每天清早在美术馆前头的空场上练剑……你干吗咒人家死？”

  “他真活着？我没法子相信……”

  “怎么回事？”

  “得了，谢谢你了！我走了。”

  “嘿，你别走呀。你这算怎么回事呀？”

  “没事。以后照相，我专来你们这儿。咱们还能再聊。”

  “这人……咳，瞧我，‘保密保密’，到底没保住密！指不定她哪天清早就会跑美术馆去……”

  3

  红的。红的。红的。大块的红。小块的红。厚重的红。薄而透明的红。光面塑料的红。布纹塑料的红。涌动的红。旋转的红。渍溅的红。涡状的红。红得发紫、发黑的红……

  眼睛。眼睛。眼睛。疑惑的眼睛。愤怒的眼睛。恐惧的眼睛。哀求的眼睛。绝望的眼睛。麻木的眼睛。充血的眼睛。死亡的眼睛。死而有灵的眼睛……

  声音。声音。声音。狂欢的声音。躁乱的声音。呼啸的声音。嚎叫的声音。笑声加哭声。雷声。海涛声。从极远处传来而渐强，以至响彻穹宇的婴儿的哭声……

  骆蔚兰浑身冷汗，陡然惊醒，她再也忍不住，扑过去紧挨着丈夫，用拳头捶打着他那躺卧时显得格外粗壮的胳膊。

  丈夫只醒了一半。他迷迷糊糊地搂过骆蔚兰，含含糊糊地说：“别怕，别怕，别这样。”

  骆蔚兰紧偎在丈夫胸前，嘤嘤地哭了。泪水打湿了丈夫的背心，他这才彻底醒了过来。他用手掌轻拍着妻子的脊背，提醒她说：“别伤了身子！不光是你……别犯糊涂，梦都是假的，假的，把它忘了吧……”

  骆蔚兰仰起头，她只能看出丈夫那双闪光的眼睛。她便对着那双眼睛说：“我瞒了你好几天。我夜夜做梦梦见他……”于是她把照相馆橱窗里那照片的事告诉了丈夫。

  丈夫伸手拉开床头柜上的台灯，点燃一支烟，叼着，劝解着：“那不会是他。你别胡思乱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不要让阴影总随着自己。咱们现在不是挺美满吗？你爸爸出国考察去了。我爸爸不仅官复原职，而且官升一级，妈妈又调到妇联主持外事工作。我刚明确了技术员职称，你的工作也还顺心。想想街上饭馆里还有伸手讨饭的人。多少我们这样的小两口，连间放双人床的。宿舍也没捞着……我们何必自寻烦恼呢？睡吧，睡吧！”

  “我想去美术馆前头看看。”

  “傻媳妇，你听我话，别去。忘记这些事吧。就像我忘记那些个糟心事一样。”

  “我是想忘记，可忘不了啊……”

  “忘记吧，忘记吧，睡吧，睡吧。什么也别想了，睡吧……”

  丈夫扔掉烟蒂，熄了台灯，很快便又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骆蔚兰把头枕回自己的枕头上，照例望着窗帘未遮拢处，隐约可见灰紫色的天幕上，闪着三两颗昏黄的星星。她尽量什么也不想，但实际上在想一切，而这一切又重叠混杂为一片，终于等于什么也没有想。

  她就这样，望着那星星，直到天明。

  4

  “同志，我想……想跟您谈谈……”

  “啊，要跟我谈谈！你影响了我练剑。我练到一半，扭身瞧见了你一双眼睛，再回过身去，这双眼睛还印在我脑子上……姑娘，你眼神有点古怪！你坐在这长椅上有半个多钟头了吧？你总望着我，总是那么个眼神，你让我纳闷啊！我到这儿练了一年多的剑，天天麻麻亮就来，遇上这样的事可还是头一遭！”

  “同志，我是春风电视机厂的，今天上中班，上午休息，所以……”

  “电视机厂？电视机，好东西啊！你上午休息，所以来这儿坐坐？你为什么不活动活动呢？也许，你是想跟我学舞剑吧？”

  “不。我只是想跟您谈谈……”

  “谈谈？跟我谈谈？你要跟我谈什么呢？”

  “您别这么看着我！为什么像我这样的青年妇女，就不能在外头跟男同志谈谈呢？您坐下！对，坐在我旁边。我想找您谈谈，有好几天了……”

  “好几天了？我可是今天才见着你……”

  “我一会儿再解释。先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住在鸦嘴胡同21号？”

  “鸦嘴胡同21号？！不，我不住在那儿……”

  “从前也不住那儿？”

  “从前？我从前也不住在那儿。”

  “啊，这就对了。我是认错人了。对不起，我打搅您了……”

  “现在我倒要打搅打搅你了，姑娘，鸦嘴胡同21号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那么一点关系……”

  “一点关系？你认识住在里头的人？哪一家？”

  “对，我认识住在里头的人，有那么一家……”

  “姓什么？”

  “不知道。别这么盘问我。别。”

  “你真怪，姑娘！说来也巧，我也认识鸦嘴胡同21号里的人……”

  “您认识？您认识？……”

  “不错，我认识。我认识的那家姓张，你也认识姓张的吗？”

  “不知道。我说不出，不过，您说说看，那姓张的长什么模样儿？”

  “模样儿像我，比我年轻。”

  “模样儿像您？比您年轻？”

  “对。你见过这么一个人？在哪儿？什么时候？”

  “我见过！见过！啊，我要是没见过他就好了！”

  “姑娘，他委屈你了吗？这小子，他一定是瞒着我干了缺德的事……你怎么连他姓什么也没弄清楚？你们这些糊涂的年轻姑娘啊！”

  “我糊涂，我恨我自己，可这能怪我吧？”

  “别激动，姑娘。你该信得过我。我给你做主。你跟他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在哪见着的？”

  “我没法一下子说清楚。自从他死了以后——”

  “死了以后？！姑娘，他怎么会死呢？他活得好好的……”

  “他没死？啊，他没死！我听说有过这样的事：在火葬场里，打开冰屉，想把死人拿去烧掉，结果，那死人叹了口气，活过来了……”

  “确实发生过这类的事。一般都是煤气中毒引起的，开头以为是死了，结果在冰屉里那么一冰，倒起了解毒的作用，慢慢又活过来了……不过这跟你打听的人有什么关系？他从来没有中过煤毒，更没有睡过火葬场的冰屉……”

  “这就怪了。我亲眼看见火葬场来车把他拉走的！”

  “你亲眼看见？在哪儿看见？”

  “在鸦嘴胡同21号呀！”

  “什么时候？难道……我们半个月没见面，他就出了事儿？”

  “半个月？您半个月以前还见着过他？”

  “当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对不起。我明白了，您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人！您说的这位姓张的同志，他现在多大？”

  “二十九岁。”

  “啊！不是他，不是他，我跟您打听的不是他啊……”

  “姑娘，你为什么站起来？坐下坐下。不是他，我们也可以聊聊。”

  “聊什么？没什么可聊的了……”

  “你坐下。你神情很怪。你让我纳闷。你怎么了？好，你坐下。听我说，住在鸦嘴胡同21号的张春萌，他是我的侄儿。你到底认不认识他？瞧你的神情，我总觉得你还是认识他的！”

  “不认识，真的不认识！”

  “就算真的不认识，你也还可以坐在这儿，跟我再聊一会儿。刚才你让我坐下来跟你谈谈，我不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你了吗？”

  “……”

  “我这侄儿很荒唐。他置了个电梳子，头发烫得比你鬈儿还多。没早没晚地总戴着他那三十块钱买来的‘蛤蟆镜’。他还置了个录音机，得工夫就听那些国外进来的‘流行曲’……他还常把一些个奇装异服的姑娘带回家里，跳舞，打扑克……”

  “这当然不好。他这人看来有点低级趣味。不过，只要他把工作干好，这也算不了多大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他没把工作干好。他是个钳工，按说钳工最能练出手艺来了，可他干了这么好几年，净惹老师傅生气，什么手艺也没练好，整天‘汤泡饭’……”

  “他就不怕得不着奖金吗？”

  “他不在乎奖金。父母落实政策以后，补了一大笔钱。他觉得那钱都该由着他花。”

  “让他去花他那些个钱好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点关系。”

  “也许？”

  “我还不能断定。”

  “您为什么这么说？”

  “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是偶然来到这儿，还是存心找到这儿的？”

  “我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了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告诉我，您每天清晨到这儿来练剑，所以我就来了……”

  “明白了。你是把另一个，和我弄混了。”

  “看起来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你没白来一趟。你总算找到了一个线索。你知道鸦嘴胡同21号里住着个张春萌。”

  “他跟我没有关系。”

  “我先不作结论。不过，我想继续把他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我不感兴趣。张春萌这样的人我身边有的是，他浅薄他的，又不碍着我，我管他的事干吗？”

  “他浅薄？我倒不这么看。他是我侄儿，我对他了解得比较深。他内心里其实也有很多复杂的想法。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上小学的时候，他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呢！他过十四岁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带去了一个大蛋糕，他气得小脸儿喷火。他说他要学习雷锋叔叔，艰苦朴素，说我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他，非要我把大蛋糕拿走，说是该送给他一个绣着五星的针线包才对……后来我还真依了他。可是他现在变成了这样！”

  “这有什么稀奇？这种变化不用您讲给我听。我知道的比您多！”

  “可你猜想得到，现在他那西服内兜里，总揣着把锋利的折刀吗？”

  “……这也没有什么，不过是摆摆谱儿，拔拔份儿……”

  “哪是什么摆谱、拔份儿，当然更不是为着削苹果，也不是为着自卫，而是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报仇！’”

  “报仇？！”

  “对。这是一件让我悬心的事。我劝过他，骂过他，威胁过他——说要报告公安局，可他还是时时把那折刀搁在胸前的内兜里……”

  “他的仇人的谁？”

  “是谁？我说出来，你可要镇定……”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到，他要杀的，很可能，就是——你！”

  “啊！”

  5

  热。

  被车轮碾烂的、发散着刺鼻气味的柏油路面。流汗的大字报。树上的高音喇叭。许多张长着粉刺的脸。一尺长的红袖章。宽皮带上的铜扣环。金晃晃的铜扣环。

  嗖嗖嗖！嗖嗖嗖嗖！

  “拿起笔，做刀枪！刀山火海我敢闯！谁要不是跟我们走，管叫他去见阎王！杀！”

  眼睛。迷惑与惊惧的眼神。

  “我不是……”

  “你他妈的少废话！”

  嗖嗖嗖！嗖嗖嗖嗖！

  血。殷红的血。

  “他妈的！黑帮还流红水儿！打着红旗反红旗！”

  仙人掌上开出一朵花。墨黑的花。那花从远处推至眼前。一片漆黑。

  “别想了，蔚兰。别想了。”

  “我不能。……当时我怎么就跟着跑进鸦嘴胡同21号了呢？”

  “没人会来调查这个。你真是！”

  “对了，那时候只要有人带个头，我们就跟着跑。我只记得领着我们去的是高二的倪敏。她说那家伙上午竟敢对抄家的小将顽抗。这就够了。我还需要什么说明和动员呢？我连他名字也没打听，或者是当倪敏说他的名字，我并没有记，还用得着记什么名字呢？他跟彭真、吴晗是一伙的，他炮制毒草，他是黑帮，这就够了……”

  “行了行了。忘了这些事吧。现在提倡忘记这些事。睡吧，睡吧。”

  “你睡你的。我不能。不能。”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他妈老实点！”

  眼睛。震惊的眼神。

  嗖嗖嗖！嗖嗖嗖嗖！

  哐啷啷啷。砸玻璃的声音。脚踩在玻璃碴上的声音。

  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糨糊的气息。对，的的确确，还有槐花的气息。诸种气息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气息。

  “不要……这样……哎哟！哎哟！”

  “让你他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

  眼睛。哀求的眼神。

  “停停，停停……松开我吧……我要……死了……”

  “你死有余辜！”

  嗖嗖嗖！嗖嗖嗖嗖！

  眼睛。愤怒的眼神。仇恨的眼神。绝望的眼神。没有了眼神。

  “你他妈的甭装蒜！”

  累。燥热。汗把绿军装粘在了背上。旁边战友嘴里喷出的秽气。

  眼睛。仿佛就要弹跳出来的眼睛。

  仙人掌上的花。焦油般黑。

  “你怎么回事？你捂住脸哭什么？”

  “我心里难过。”

  “用不着这样。那时候死人的不止你一个。幼稚，狂热，人民和时代都原谅了的。你何必折磨自己？”

  “我心里难过，还不在打死了他，而是我一直弄不懂，我为什么会打死他？后来倪敏她们走了，为什么走了？好像说是又有个什么地方要去，那里有个黑帮还在逍遥法外，总之我没有听清，或许听清了没有去记。我记那个干什么呢？这个还没收拾好！我留下来对付！他妈的，狗黑帮！我饶得了你才怪！……”

  “蔚兰，你不要这样！这样回忆下去没有必要，要朝前看，我们生活的路，在前头，前头！”

  “我知道，知道。路在前头。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弄不懂，我为什么一个人留在那间屋子里，把捆他的绳子收紧，不住地抽打他？我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儿，把他打得断了气？”

  “因为你传染上了一种大疯狂。你以为那就是最最革命的表现。”

  “不！你不懂，不懂。我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最最革命。不是！我是忘我的。为了打他，我宁愿累死。你懂吗？我准备着他挣脱绳索，扑过来掐住我，我打不过他，我就牺牲。”

  “因为你愚昧。你成了被一种邪恶力量驱使的机器人。”

  “胡说。机器人是没有感情的，而我有着最强烈最丰富的感情。”

  “强烈，而且还丰富？”

  “非常强烈，我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机器人是不会有这种强烈甚至是颤动的感情的。而且，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浅薄的感情。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在干部子弟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分煮豌豆，食堂的阿姨用木勺给我们往搪瓷碗里盛，她分得很匀、很匀，稍微瞧出不大匀，她就用那木勺调配……我一直觉得我们干部子弟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爸爸妈妈是这个大家庭里共同的长辈，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应当忠于我们的领袖，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搪瓷碗里那些豌豆，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可是，一下子，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出了奸贼，有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出了‘三家村’，真他妈的反叛！我心里头跳动着无数颗滚烫的豌豆，我容不得这些个叛徒、奸贼！我高唱‘鬼见愁’歌，我不但要誓与这些叛徒、奸贼血战，我还要同那些‘黑崽子’们斗争！……就这样，你懂吗？我每挥一次皮带，都带出我一腔的仇恨与沸腾的思绪，我不是机器人！”

  “回想当年，、他们为了夺权，的确拼命煽动造反，可我记得他们也并没有公开号召人们把黑帮往死里打啊。”

  “你尊重事实。我爱你，主要就爱这一条。让我们永远尊重事实吧！解释可以多种多样，结论可以暂时不作，但是事实必须尊重。我讨厌那些不尊重事实的说法。那年八月的这种武斗现象究竟是怎么出现的？不要简单地归结为某某人的挑动。在他的讲话里没少重复‘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没有提倡过打人，更没有提倡过打死人，‘文攻武卫’这个话是后来才讲的，那时候她还没讲。这都是事实。别抹煞这些个事实。可是，怪，大规模的人身侮辱，打死人，逼人自杀，许多残酷的事，却在那时候大量地出现，并且一直持续了很久……”

  “、他们表面上也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们对这种武斗现象其实是纵容的，他们应当承担罪责。党中央不是已经决定要公开审判他们吗？你就别再想了吧。难道你主张不算他们的账，倒算你这样的人的账？”

  “我恨死了，他们。他们的账当然要算。可是我不能不往深里想，为什么他们那么一煽动、一纵容，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就首先疯狂起来？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蒙蔽？为什么那么不管不顾地冲到第一线？难道不应当承认，在运动起来之前，我们已经具备了某种容易被他们挑动的素质吗？……”

  “算了算了。蔚兰，你这么思考下去，是很危险的……”

  “任何时候，严肃的思考也不应当为思考者带来危险，相反，不思考才是危险的……”

  “不要空谈，蔚兰。张志新的思考难道不严肃、不深刻、不正确吗？可思考给她带来的是杀身之祸！”

  “在中国，这种杀害思考者的事难道还会再出现吗？难道还能允许再出现吗？杀害思考者，就是杀死民族本身！”

  “蔚兰，你成哲学家了……这思考多让你痛苦啊，看你额上的皱纹、脸上的泪痕！”

  “是痛苦，可也幸福……”

  蝉鸣。蝉鸣。蝉鸣。

  哭声。哭声。哭声。

  一张变了形的男孩子的脸。

  “狗崽子！你他妈的老实点！”

  “你不打，把你丫头养的也捆起来，一块揍！”

  皮带。铜头皮带。皮带上的铜头。闪闪发光的铜头。

  下垂的皮带。挥舞的皮带。落下的铜头。

  “啊！啊哟——！”

  太阳穴痛。只不过是因为累了。喊得太多太久。

  一双倒过来的眼睛。呆滞的眼神。

  “死有余辜！”

  “死了就死了，不许哭！再哭就他妈的把你们也捆起来！”

  电话盘。“我他妈的要火葬场！死了个黑帮！你们他妈的快点儿来！”

  电话盘。旋转。旋转。旋转。转成一朵仙人掌上的黑花。分泌着黏液的黑花。

  “奇怪，要不是今天他提起来，我简直不记得那个张春萌了……”

  “谁提起了谁？”

  “就是早上我在美术馆前头见着的那个老头。他跟我打死的那个作家，是孪生兄弟。他原来是个画画的，没他兄弟有名。”

  “他提起了谁？你想起了谁？”

  “他提起了那作家的儿子，叫张春萌的。跟我差不多大。他提起来，我才想起，打到一半，打得那作家半死不活的时候，他从学校回来了。他进了屋，一见那个情景，浑身哆嗦……其实我也记不大清他还有什么表现，是哭是叫，我根本就没注意。我命令他同狗老子划清界限，他好像木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个划法。我就把皮带递给他，命令他用皮带揍他的亲爹……”

  “天哪！你打哪儿学来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办法？”

  “我说不清。真的说不清。我的兽性是怎么涌现出来的？谁也没有具体地教给过我。可是我在那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就那么干了……”

  “这真可怕。张春萌为什么依着你呢？那是他亲爹啊！”

  “我连自己都弄不懂，怎么弄得懂他？他比我个子高，力气一定比我大。当时屋里只有我一个戴红袖章的，倪敏她们都走了嘛……可是他到底还是没有反抗，挥起皮带，打了他的父亲！当然，他犹豫，他不时紧闭着眼睛，当皮带的铜头落到他父亲身上时，他甚至被吓得蹦了起来，因为他父亲用那么一种没法形容的眼神望着他……可是他毕竟打了不止一下……”

  “他心上的创伤一定比你还深！”

  “不错。也许，就从那天起，他彻底地垮掉了。现在他成了同那以前截然相反的人。可是他也还有感情，有思想，并想有所作为——他怀里永远揣着一把折刀，他要找着我，并且把我杀了……”

  “天哪，这是真的吗？”

  “真的。这是绝对的真实！”

  “蔚兰，你折磨自己还不够，你还要来折磨我……啊！停止吧，停止吧！不能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了！”

  “怎么是胡思乱想呢？一切都很有条理……后来那作家的老婆回来了，她一进屋就晕了过去，醒来后便哭得死去活来……倪敏她们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大家一顿吆喝，她不敢哭了……我们叫来了的火葬场的车，于是，那作家很快就烧成灰了，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原来我在兵团时爱得不得了的那本旧书，就是他写的。我打死了他，可他的书救活了我——我在1975年最苦闷的时候起过自杀的念头，是那本书，书里的人物，人物说的话，让我打消了那样的念头……这不是很滑稽吗？啊！”

  “不要这么激动，蔚兰。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我们太渺小了。要把发生过的一切都弄懂，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当然。我并不幻想立即弄懂一切一切。可是我总得弄懂我自己啊！我为什么会把他打死？为什么？为什么？”

  “谁能答出这个为什么呢？”

  “我！我还是能够的！你不要反驳我……我想明白了，我打他的时候，并不懂得什么叫死：我恨他，所以打他，并不知道打到什么程度就会致死；发现他死了，我的恨还没有消，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害怕或恶心之类的感觉。其实当时我自己死掉，我也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死仿佛是件无所谓的事。今天他死，明天我死，死了就死了。”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从小就受到那么一种教育。无论是革命英雄的死，还是叛徒的死，都被讲得很轻松，很简单。我们的电影现在不是还在这么拍吗？一阵枪响，战场上的敌人就龇牙咧嘴地倒下了，死得真容易、真好玩。现在小学生们还是跟我们那时候一个样，玩打仗，‘嘟嘟嘟嘟’，快快活活地学着电影里的那些‘鬼子’、‘狗子’歪扭着倒下……”

  “其实，每一个倒下的人，都包含着一部完整的悲剧……”

  “我爱你，就爱的是你这种思想的闪光！”

  “这是闪光的思想吗？也许会有人以为，我到了战场，不敢向敌人开枪呢。我会开的。但是，正因为我懂得双方的每一个士兵都是一条生命，这生命并不都是依自己的意愿才来到我面前和我拼命的，所以，我才更感到我有责任为消灭那种驱使他们来侵略、抢掠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邪恶力量而进行战斗。我会打死那扑向我要我命的士兵，可是一旦他成为俘虏，我就会立即丢弃打死他的想法，我甚至还会怜悯他，爱他！”

  “可是懂得这一点的人，不是太少了吗？现在还有那么一些愚蠢的宣传，让人们轻生爱死，把生命看成毫无乐趣的东西，把死亡看成简直是无所谓的那么一回事儿……我当年就是在这么一种潜意识支配下，把那作家打死的！”

  不是鸦嘴胡同21号，而是自己的家。

  大敞的屋门。屋门上的玻璃裂着大缝子，如僵住的闪电。乒乒乓乓的声音。什么东西“咕冬”倒下的声音。

  怎么回事？

  冲进去。

  “妈！”

  妈妈的眼睛。他的眼睛怎么移到了妈妈的眉下？惊恐的眼神。恳求的眼神。绝望的眼神。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爸是红小鬼出身！”

  “什么他妈的红小鬼！走资派！”

  “你们混蛋！”

  “你才混蛋！”

  冲过去。

  妈妈拽住了自己，妈妈的胳膊怎么变得如此有力？

  “蔚兰，他们是造反派！”

  是啊，“中央”支持“三司”，他们是“三司”的造反派！

  同妈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脸贴脸。痛哭。流在一起的泪水。流进了嘴角。苦。

  搪瓷碗被掷到了地下，凉豌豆满地蹦着……

  妈妈仰卧在床上。散乱的头发。眼睛。僵住的痛苦的眼神。滚到墙脚的“敌敌畏”药瓶。

  “妈呀！”

  豌豆为什么盛到了黑瓷碗里？

  仙人掌上的黑花，怒放着，仿佛是一张讽刺的笑脸。

  “你怎么又想起你妈妈来了？”

  “她死得跟那作家一样地惨。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她对我的一拽一搂，和她眼泪蹭到我脸上的感觉。她那一声喊叫‘他们是造反派！’够我思考一辈子的。因为‘中央’支持‘造反派’，所以我们都得服从，尽管这‘造反派’甚至是要让我们死……啊，妈妈！可怜的妈妈！”

  “你这么思考下去，还得了吗？夜很深了，思考，也需要有劳有逸……”

  “好的。你先睡吧，让我再想一会儿，一小会儿……”

  6

  骆蔚兰走拢窗前，拉开了窗帘，推开了玻璃窗。

  窗外是墨蓝色的夜。夜空中撒满星斗，一条银河微斜地在夜气中颤动着，闪烁着。银河啊，你是无数的问题，你也是无数的答案。从问题到答案，必须经过怎样的途径？在这途径上，人类必须体验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怅惘，怎样的磨难，怎样的觉醒，怎样的欢欣，怎样的彻悟……

  丈夫终于睡过去了，这一次他鼻息很轻，不时磨牙、翻身，偶尔还喃喃地呓语着。他是在梦中思考吧？那是一种痛苦的、混乱的、无望的思考，骆蔚兰尝过那味道……

  让人们在清醒中思考吧！面对着一天繁星，任夜风拂动着鬓发，让滋润的夏夜的气息拥抱着自己，可以想得很深，很远……

  树枝在微风中摇曳，盆花在幽暗中吐香，蟋蟀在角落里颤吟，蝙蝠在夜空中舞动。骆蔚兰双臂交叠在胸前，倚着窗框，望着那深远而博大的星空、那神秘而具体的银河，静静地思考着。

  她想象自己，敲着鸦嘴胡同21号的门。开门的是张春萌。她和他坐在屋里，就是那间他们挥舞过皮带的屋子，他们谈着。她同他一起思考。用不着忏悔，也用不着报复。如果不是为了使人性更趋美好，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它？不能教条，也不必“修正”。事实。事实。事实。然后是深深的思考。他解开了上衣的衣扣，伸手从内兜里取出了那把折刀，把那闪着寒光的锋刃，展示给她。她接过来，感谢他赠予的这贵重的纪念品，这锋利的刀刃，应当对准的是那些调动、释放兽性的东西。“人应当更像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忽然，有一种力量，在骆蔚兰身体里蠕动着。她把双手搁到了腹部，她感受到了那刚刚进行到一百多天的细胞分裂。一个胚胎，一个新的生命，正在这个曾经亲手戕害过一个有很高价值生命的母体内孕育着。获得性真的不能遗传吗？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艰苦修炼出的美好的人性，就不能通过遗传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就算是这样吧，骆蔚兰，这变得格外理智而富于人性的年轻母亲，决定为自己的下一代，准备一种比自己当年身受的要正常而美好的熏陶。她的儿子也许将遇到真正的敌人而必须与之格斗，但他将不会去、消灭一个俘虏。这将成为整个民族更文明更健全的一种标志。

  银河系在旋转。太阳系在运动。地球湿漉漉地徐徐调换着向阳的一面。在中国，在即将迎来曙光的北京城，在一处僻静的小院，在一间小屋的窗边，一个女子仰望着缓缓移动的银河，深深地思考着，思考着……

  1980年5月写于北京

  1980年7月改定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