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下早班，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魏师傅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咦，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出来。

  “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说：“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你还早啊，急什么呢？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你希望什么样的，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啰！可你现在……”

  我好纳闷。谁向魏师傅“告密”了？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天机”？似乎都不是。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然后叹了口气，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传达室老葛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

  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信封，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孟小羽亲启”，心口那儿就像装上了个马达，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我撕开信封，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别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两点过八分！又本能地一转身，正要往外迈步，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于是，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魏师傅，您放心——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

  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放心”，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他对我们车间“”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犯过倔，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别人都走了，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她是年纪最大的，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她正在公开“搞对象”——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她见面后很满意，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会木工活，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单位有宿舍，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几下换好衣服，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嘿，赶明儿你想照相，甭客气，跟我说一声好啦……他有架海鸥牌的，装一二〇胶卷……”

  我微微一笑，想说几句话，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我想说什么呢？想问她：“他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相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相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

  我怕亚梅伤心，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况且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抖开围到头上，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样，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

  说实在的，我吃了一惊。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便含混地点点头说：“嗯啦。”

  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

  二

  我坐电车从来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上车不排队，坐车抢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仿佛随时可能晕倒。“小胡子”不时翻眼瞥瞥那位大爷。——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不光是我，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小胡子”让座，忽然，一个沉着而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请你站起来，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我抬眼望去，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宽宽的肩膀，阔阔的额头，细黑修长的眉毛下，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着双臂，满脸不屑的神色：“我不让。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谁爱让谁让。”

  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算了吧，我站着行呀！”

  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您坐这儿吧！”

  老大爷叹了口气，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地望着“小胡子”，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小胡子”立即耸着身子，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凭什么给他让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你要想坐叫声‘哥儿们’，甭假门假事充好人！……”

  胡搅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可是像“小胡子”这号“高质量”的，倒是头一回碰上。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有的还出声叱责：“真不像话！”……

  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顿地对“小胡子”说：“总有那么一天——你要后悔的！”

  电车到站了，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当晚在日记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后来我发现，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他在哪个工厂工作，或许他是个技术员？有一回，那已经是揪出“”以后，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他上车站到“老地方”以后，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他翻开书，用铅笔轻轻点着，翕动着嘴唇，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后起之秀”。

  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售票员招呼我和他——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同志前头坐吧——小心拐弯站不稳。”

  我微笑着拒绝了。如果说，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还包含着对“”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

  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笑着说：“一对怪人！”

  这时候，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他微笑地望着我，一双眼睛仿佛在问：“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上了蚂蚁，忙把头低下来了。

  打这回以后，他上了电车见到我，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

  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但细想起来，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四月中旬，《毛选集》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不是想“加塞儿”，而是侥幸地想：每人许买两本呢，也许，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给我分一本——就这样，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当然，我们同时都微笑了。

  “你看，我来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

  “不要紧，我分给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正式认识”了。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走出新华书店时，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长安街上。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愉快。我们互相询问着：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你来了吗？站在什么位置？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早听到揪出“”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正在干什么？高兴成了什么样子？……啊，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可是，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他站住了，简单地同我告别说：“我要上这个车。有点事得去办。”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也许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兴”，反正，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而又那么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我意识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

  第二天，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除了互致微笑以外，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

  “你也学外语吗？”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亲切地问我。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不过，我现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学……我喜欢读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说。”

  “自己也写吗？”

  我慌张地点了点头。

  “我也喜欢文学。”他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羞怯，诚恳地说，“不过，现在好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好像还不太多……我喜欢契诃夫的、莫泊桑的、欧·亨利的；中国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还有孙犁的《山地回忆》……读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心里像流过了一条温暖的、明净的、琤琮鸣响的小溪。在我接触的同代人当中，几句话就能使人感到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个。

  每次总是他先下车。这回下车以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图书馆去。

  接下来的十几次约会，也都是到北京图书馆去。我们每次分手时说好下次到馆的时间。开头，我发现他同我一样有着严守时间的好习惯，我们总是前后脚地来到存物处的窗口前；不过，有一回我因为表拨快了，早到了一刻钟，当我穿过柏树墙当中的甬道时，偶然朝柏树墙的缝隙中一瞥，恰好发现那当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华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门口翘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提前到达。我没有招呼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支配下跑进了图书馆前厅。我以为他随后就到，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来。直到一刻钟以后——那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他才仿佛刚刚到达似的走了进来。我没有戳穿他的秘密，但内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就这样，我们在分手后盼望下一次相会，我们在相会后共同坐在安静的阅览室中读自己心爱的书。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开，在短促的对视中汲取一种无名的力量，然后又俯首更用心地读了下去……

  不知不觉地，北海公园正门前那几株梧桐树的大叶片已经泛黄。满城都有人在谈论大学招生的事儿。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北海大桥，来到团城侧面的梧桐树下。我们站在那儿，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我们的同龄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拼命劳动、创造……我觉得也许不去上大学中文系更好，我要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我的大学！”

  他使劲地点头，额上的发尖跳动着，热情地支持说：“好！我要去考考外语学院，不过，倘若考不上，我也不会‘流自来水儿’——我研究过生活里的这一部分现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刚钻，‘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铁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对……写小说，好像从来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厉害一些哩！”

  真喜欢听他这些话。我想到亚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学时竟“哟——”地尖叫了一声，并且用两只拳头擂着我脊背笑骂着说：“怪丫头！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给我该有多美——考上了一毕业就是四级工的待遇呀！”……对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么能理解我……

  就在这一天，当暮色降临时，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边，呼吸着马缨花的芳馥气息，他先是轻轻、后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没有松开……

  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楼的冯姨。她六十六岁了，却一直没有成家。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啰！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了。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舞台上，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一伙推行文化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下来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妮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妮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像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想，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乃至于像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嘛：“你希望什么样的？”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健康的爱情，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恋爱，或者说是“搞对象”，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以及号称“全知道”的亚梅，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到来，他们请我坐在对面，要求我把一切“和盘托出”……

  四

  下了电车，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穿过稠密的人群，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

  “你真傻！”我嗔怪地说，“干吗非写信，打个电话不成吗？”

  “我买到票，就跑去打公用电话，老占线……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怎么，产生‘副作用’啦？”

  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约定，一旦《霓虹灯下的哨兵》复映，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引人向上的东西。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告给我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管他的！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道歉似的说：“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老贺，家里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我答应了。你别怪我。咱们退掉一张，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用一颗心看，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我祝愿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显然，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

  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啊呀，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

  像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会朗诵《雷锋之歌》、会演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小嘴，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如果说，当你爱慕的人要去做一件虽然微小、但本质是美好的事情时，你却容忍卑微的念头侵扰自己，那么，这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

  显然，我表情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在他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听见他迟疑地说：“如果你不能……不愿意……我可以再赶紧打个电话试试，找别的人替他代班，不过恐怕不一定能落实……”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把两张电影票捏在手中。听了他这话，我瞪了一眼，说了声：“你真傻！”便从他手中抽出那两张票，转身几步迈到已经开始绝望的一对等票人跟前，像发布命令似的把票递到那个娇小玲珑的小姑娘手中说：“给你！”

  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他们简直恨不得立即写一首赞美诗来感谢我，但是我接过钱便扭身跑回到“自己人”的身前，嘿，他居然还大睁着惊诧的眼睛，我不由得捶了他胳膊一下，更大声地责备说：“你真傻！真傻！”

  当然，他一点也不傻，因为他双眼里仿佛一下子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当我们并肩向他的工作地点走去时，我们更加心心相印。现在离四点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必着忙。恋人们在走路时总是要舍弃捷径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目的地在北边，却先拐向了西面……

  五

  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我们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关于我的一个酝酿中的短篇小说的讨论，按理说就不该在兴味正浓时戛然而止。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两人的手表走得都令人遗憾的准确——恰恰全是三点五十七分。

  没有告别的话。我们明天就会再见的。他扭身迈着敦实的步子朝嵌在一家药房与一家百货商店当中的饭铺走去。那是一家最普通的饭铺，不仅津津乐道“全聚德”、“丰泽园”、“砂锅居”的人们绝不会光顾这里，就是附近居民为招待不期而至的亲友、顾不上买菜做饭组织一次“随意便酌”，也极少来到这里；这里接待的几乎都是纯粹为临时解决一顿“肚皮问题”的过路人。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光顾过它的人都会为这里桌椅、地面的整洁，荤素炒面的实惠，以及那软硬适度的“蟹壳黄”火烧的质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这家饭铺里一个烙火烧的炊事员。

  正当我恋恋不舍地望着饭铺那两扇吸进了他整个身影的玻璃门时，一个人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

  那是亚梅。她那张被洋红毛围脖裹住的长圆脸上，充满了惊疑的神情。她的眼皮双得更加明显，眼珠鼓得更加突出。

  “小羽，怎么你——你跟他——搞上了对象？！”

  我默默地望着亚梅。我的好亚梅，你这是怎么啦？倘若我是跟你身后的那株枫树在“搞对象”，大概你惊诧的程度反倒会减弱一些吧？

  亚梅拉着我往前走，仿佛我是站在一处悬崖上，下面就是随时可能吞噬掉我的一片狂涛，她必须赶紧把我引开了再说。她这时的自我感觉，一定是充满了真诚的姊妹之爱——她感到必须拯救我这只迷路的羔羊。

  “我认识他。他不就是陆玉春吗？我们原来是邻居。他妈妈瘫痪好几年了，可是又能吃又能睡，恐怕还能拖上个五年八年的——就是因为离不了他照顾，才把他分到这么个破饭铺工作的。他跟你说过这回事吗？你愿意当个给瘫子倒屎盆的媳妇去？你这人真是又傻又怪，大学你能考上不去考，找对象又偏找个烙火烧的！我知道陆玉春上个月在全区饭馆的技术比赛里得了个烙火烧的冠军，可那算什么冠军啊！小羽，就凭你这长相，这风度，这才学，找个文工团的名角儿也不难哪……”

  鲜血涌到了我的脸上，太阳穴那儿卜卜卜地跳着，我为亚梅感到难过。唉唉，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轻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么好啊！那样的话，即便亚梅并不读书、看报，我也可以向她推荐、转述，可是现在我却不能立时找到最有力量的论述和例子来说服她。我只能单刀直入地向她宣布说：“我了解他。他什么都没瞒着我。我爱他。亚梅，你知道吗？我不是在搞对象，我是在恋爱……这是爱情，你懂吗？”

  亚梅猛地煞住了脚，松开了我的胳膊，仿佛她脚下发生了七级地震，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是呀，她一定在奇怪，我这个团小组长，今天怎么会“大言不惭”地公开说出了“爱情”这个字眼；因为，在亚梅这种同志心目当中，对象、爱人、结婚、登记……这些语汇是合法的、正当的，而“爱情”这样的字眼，即便不一定宣判为“流氓语汇”，也至少总含有几分落后、可耻的色彩。唉唉，是谁使得亚梅这样的姑娘与正当而健康的爱情绝了缘呢？是谁使得这个工作上还比较勤恳，品德上也无大疵的二十八岁的姑娘，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这样庸俗和愚钝呢？

  这回是我伸手拉住了亚梅的胳膊。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对这个同伴倾诉。我坦率地对她说：“亚梅，关于你的对象，你已经跟我说了好多好多……我一点也不反对你们的大立柜、沙发、一头沉和照相机，还有别的适用的、漂亮的东西，将来我们成了家，只要有条件，我们也会置备这些东西的……可是顶要紧的是人啊。他这人究竟怎么样？你很少跟我说过。你爱他吗？如果另外一个人有更多的东西，你是不是也可以嫁给那另一个人呢？别为我的话生气，亚梅，我只希望你仔细地想一想……”

  亚梅的好脾气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变的。她一点也不生气，而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说：“如果有条件更好的，当然我不一定非跟他过。可是谁再给我介绍呢？我比你大，不能再等了……再挑下去，也许我连这个也会错过呢。小羽，你也实际点吧。什么爱情，我不懂那玩意儿。你说说看，究竟什么是爱情？……”

  我决心认真地来答好这个问题。我这样开头：“当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爱情……”

  亚梅立即打断我说：“算了算了，别给我作报告。对了，好像报告从来也没这么个作法的。无产阶级要什么爱情？你忘了当年咱们听到的关于舞剧《白毛女》的报告？咱们还当大春和喜儿是一对呢，人家说了，把大春、喜儿看成一对儿是修正主义观点，大春、喜儿之间只有阶级情谊……”

  我正要反驳，她突然伸腕一看手表，“嗨哟”了一声，顿时就把必须将我从悬崖上解救下来的使命抛到一边去了。她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定好五点到他表姐家去，瞧，差点耽误了……”说完便朝汽车站跑去，中途还扭回身来叮嘱我说：“小羽，听大姐的——实际点儿！”

  亚梅当然动摇不了我的信念，但却掀动了我心中万千思绪的波澜。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我应当把这个问题向谁提出、向谁索取答案呢？

  六

  亚梅既然知道了我和陆玉春的事，那么，明天这消息便会传遍全车间。魏师傅大概也会为我叹息的——“一朵鲜花插到了面团上”——我必得承认各式各样的眼光、询问、双关语乃至于公开的起哄。而且，爸爸、妈妈的“会审”，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今天晚饭之后……

  这一切我倒都不害怕。问题是怎样正确地对待。

  倘若我承认自己爱的是一个在饭铺里烙火烧的青年，他们也许会惊讶、惋惜、讥诮、失望……

  但是，我必须向一切人说清楚，我不是搞对象“对”上他的，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等价交换”的因素——就是他烙一辈子火烧，只要他是一个高尚、正直、有道德的革命者，同他在一起我能感受到幸福和向上的力量，我就永远不离开他——一句话，我爱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职衔，他的财富！

  不知不觉我已经回到了我家所住的那幢居民大楼面前。这幢大楼有上百扇窗户，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家庭。当然大多数家庭都是和谐的、幸福的。但是，有一回三单元二楼那扇窗户里飞出了一个茶杯，幸好没有砸着人。据说那是一对新婚夫妇在打架。我去过他们那套房间——一切都齐备，从全套家具到用钩针细心钩出白鹤图案的窗帘；从鱼形玻璃花瓶里的塑料花卉到一对茶叶筒中的两种茶叶，精细、样样周到。但是顶要紧的一样东西——爱情——这个家庭里却一点也没有。造成了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自己荒淫无耻，却多年不许人们公开谈论、研究、指导、表现爱情，形成爱情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局面，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可是，我的这个想法正确吗？也许，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应当自觉摒弃爱情的，在他或她的心目中，永远不许爱情占有一席位置。

  我缓慢地一边思索着一边登上楼梯。啊，二楼——冯姨住在这儿！她！她不就是个不给爱情一席位置的革命者吗？而且，谁不认为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呢？

  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冯姨就是某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了，仅仅从我听到的那些片断事迹里，就可以知道她有着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解放后她在出版部门工作，“”猖獗时，她几次被批斗，后来实在找不到过硬的把柄，就把她闲置起来。揪出“”之后，她才又回到出版部门担任了顾问。几乎全楼的人都尊敬和喜爱她。同时，在她身上也多少笼罩着一点神秘的色彩——我们这些青年的姑娘更难免私下里窃窃私议——冯姨为什么要过独身生活呢？像她这么好的一个人，年轻时不可能没有人追求，那么，她为什么要拒绝爱情呢？难道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就找不到一个值得去爱的人吗？也许，她是在用自己的一生说明——在革命者的生活里，爱情不必占据一个位置……真的，如果道理确实如此的话，我又何必恋爱和结婚呢？像冯姨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岂不是更能体现出革命的彻底性吗？

  都说青年人的心思像青云般飘荡不定。我也是这样。我突然决定先不忙回到四楼家里，而要到二楼的冯姨那里当一阵“不速之客”。我那翻滚在心里的问题，不是找到了一个最权威的解答者了吗？

  我伸手敲响了门。

  七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冯姨亲热地把我安置到她那独间单元的沙发上以后，头一句话便是：“小羽，你怎么了？你大概正在谈恋爱吧？”

  我像一个偷尝糖果而被妈妈抓住的小娃娃一样，羞得顿时低下头来揉折衣角——唉唉，冯姨呀冯姨，你有好厉害的一双眼睛啊！

  冯姨一边给我倒茶，取零食，一边和蔼地问我：“那个小伙子是怎样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吗？”

  我抬起头来，于是我看见满头白发而颜面还细腻红润的冯姨，正用满蓄爱怜的眼光注视着我。我被解除了一切戒备。等冯姨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以后，我便把一切，一切，关于我和陆玉春，关于我们之间的争论、憧憬与共同感到迷惑的一些问题，一股脑全向她倾吐了出来。我一直说到夕阳西下，玫瑰色的暮霭射进窗来，落到我们的身上。我最后连魏师傅、亚梅都说到了，结束时，我郑重地提出了关于“爱情的位置”这一问题。

  我的话音消失了。屋子里霎时显得出奇地安静。冯姨双手捧着已经变凉的茶杯，眯着眼，仿佛在凝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好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终于，冯姨把茶杯搁回茶几上，站了起来。她在玻璃书橱前背着手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不像是回答我，倒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呀。‘’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的破坏，特别是对青年人精神上的禁锢、愚弄与摧残，真是触目惊心呀！在揭批‘’的斗争中，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触及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天正在研究如何贯彻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我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上去，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出版指导青年人正确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书，包括直接涉及这些方面的文艺作品……”

  这样的话语是不能让我满足的。我刨根究底地问：“冯姨，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即便是健康的爱情，是不是也总是一种牵累，一种奢侈品，一种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的东西？”

  冯姨显然很惊异我这么个毛丫头竟提出了这样成熟的问题，她扬起灰眉毛，惊愕地望着我，不由得反问：“谁跟你这样讲过？”

  “没人直接这么对我讲过。可是，我是在这么一种气氛里从一个小学生长大到现在这个模样的。比如说，连舞剧《白毛女》，人们也总是跟我们解释，大春和喜儿之间只有一般的阶级感情，谁要把他们看成一对未婚夫妻，谁就是修正主义……”

  冯姨生气地坐回到沙发上，右拳一击扶手，摇着头说：“否认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才是修正主义……”

  我应当为自己随即冲口而出的话后悔还是庆幸呢？当时我冒冒失失地说：“可是您没有爱情，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而且这丝毫也没有妨碍您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啊！”

  冯姨顿时变了脸色。一开头我以为她是因为自尊心受伤而愠怒，后来我又猜想她是在沉思如何告诉我这仅是一种特例。但我全都猜错了。冯姨静静地仰靠在沙发上闭目凝思了一会儿，便下命令似的命令我说：“小羽，请你到屏风后面去！”

  冯姨的屋子有五分之一的地方被一架高大的紫木屏风隔成了一个小间。我估计那后面摆放着一些箱子和暂时不用的杂物。

  听到冯姨的命令，我懵懵懂懂地绕进了屏风后面。果然有一摞箱子，不过还有一个五斗橱，橱上放着些零碎东西。天色已暗，又一直没有开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也许冯姨的高血压又犯了，她是让我从五斗橱中取点药给她。

  我正纳闷呢，屏风外传来冯姨的声音：“你打开台灯，仔细地看吧！”

  我这才看见五斗橱上有座台灯，我扭亮台灯，于是——啊！台灯下倚靠着一张镶在栗色镜框中的旧照片，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大，那是一个穿着中式大褂，围着粗毛线围脖的、英姿勃勃的男青年；他爽朗地笑着，任扑面而来的风吹乱了他满头的浓发……照片旁边并排倚靠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首冯姨亲自写成的“自度曲”——《喜相告》：

  梦里千回又逢君，

  今朝逢君喜泪盈。

  魑魅扫，

  天宇清，

  党旗红艳巨手擎。

  拨乱反正奔腾急，

  正本清源雷万钧。

  莫笑白发当年女，

  犹向鬼雄诉衷情：

  君血未白洒，

  君血沸我心，

  待到大见成效日，

  梦赋祝捷吟！

  我望望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默诵一番这首《喜相告》；默诵一番这首《喜相告》，再望望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我一切都明白了。唉，我还曾经为冯姨没有获得过爱情的幸福而叹息呢，原来她至今仍保存着爱情的力量！看吧，革命者的爱情，竟是如此的强烈、坚贞、执着，喷溢着永无穷尽的向上之力和奋斗之光……

  我多么希望陆玉春这时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的爱情，能从这照片和“自度曲”中汲取到多么宝贵的滋养啊！

  我泪眼模糊地回到了冯姨身边，央告她把自己的爱情讲给我听。冯姨点点头，缓缓地讲了起来：

  “我二十岁那年，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了远房的表哥。我对他只有同情，没有爱情。他是个事事循规蹈矩、与世无争的小职员。我们在一起客客气气地生活了九个月。终于，外界社会的革命气息，吹开了我那颗被小市民气息裹得发闷的心。有一天，我向表哥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与向往。我对他说：‘要么，我们一起去冲；要么，我一个人去闯。’他吓坏了，竟至于捂住脸哭了起来。他不勉强我。我们离婚了。我记得那是个枫叶飘落的秋天，下着霏霏细雨，我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离开了那气闷的小屋。他高高地举起雨伞，生怕淋湿了我，同我一起走出了那条窄窄的胡同——他并不是因为对我恋恋不舍，而是要顺便到口上杂货铺去买东西。我们到了杂货铺门口便分手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很少回忆过他。今天若不是你提到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我怕也想不起他来……后来，我到大学当了旁听生。渐渐地，我把自己投进了时代的洪流。我找到了党，同时，我也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讲到这儿，冯姨的语气急促起来，“小羽啊，‘一二·九’运动里，他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儿，简直是一团火，一团狂风吹不灭、冷水泼不息的通红透亮的火……我们在共同的斗争里相爱，我们相爱着投入共同的斗争……上级批准了我们的结合，在我短暂而热烈的婚礼仪式进行完以后，我们和来庆贺的同志们拿起了旗帜和横幅，径直进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挽着臂膊阔步前进……一九三七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我党组织的决定：让我转移到延安去，他留在白区继续坚持斗争。秋天的沙风扑打着纸糊的窗格，我心里回旋着喜悦与惋惜的双重感情——啊，延安，党中央的所在地，我多么向往扑到母亲的怀中！如果他能和我同去，该有多么美满……但是，我理解这是斗争的需要。这一夜我们熄了灯，却并没有睡。我们约定：由于他不能写信给我，我也不能寄信给他，我将在延安把写给他的话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等他有一天幸福地来到延安时，交给他看……到了延安，我果然这样做了。我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但我能从关于白区斗争形势的总消息里想象出他的身影、他的笑貌、他对敌人的愚弄和他对同志的幽默……一九四〇年，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在窑洞里正往笔记本上写着第二十五封给他的信，领导同志看我来了。他默默地把一个布包交给了我。那是从白区辗转捎来的。我双手颤抖地打开了布包，里面包着的，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张遗像——领导同志诚挚地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大滴的泪珠流过了我火烫的面颊，但是我咬住了嘴唇没有哭出声来。他是半年前被捕的，牺牲得很英勇，敌人消灭了他的，但他的形象和精神却在我和同志们的心中，获得了永生。当天下午，我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二十六封给他的信，而且我觉得他是能够收到的……这习惯我已保持了三十多年，我把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告诉给他，同他一起分担忧喜；我把工作中的困难、挫折告诉给他，同他商量克服的办法；我把斗争中的甘苦告诉给他，同他分享一切……你看到的自度曲，就是从前年我写给他的信里抄录出来的……”

  我用整个身心倾听着，倾听着。暮色渐渐笼罩了整个房间，甚至我已经看不清对面冯姨的面影，唯有她那双闪动着不灭的青春火焰的眼睛，在灼灼地放光。

  “小羽呀！爱情，这毕竟是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冯姨最后一边思考着一边对我说，“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做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冯姨说着，激动地站了起来。我也激动地站起来，过去握住她的手说：“冯姨，您赶快把今天给我讲的这些写成书吧，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启发和指导呀！”

  冯姨想了想，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一定努力去写。小羽呀，我觉得你和玉春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你们大胆地相爱吧！”

  我不由得扑进了冯姨的怀里。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彻悟，这么幸福。

  几分钟以后，楼梯上响起一片激动的足音，那是我正奔回四楼的家中，不管爸爸妈妈今天“审”不“审”我，我决心主动向他们敞开心扉，并有信心得到他们的祝福与指导；而且，我还决定明天一早就找魏师傅汇报，我相信，最终他会举起那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用完全不同于今天下午的语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