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春夏之际，我常常仔细观察那些躯干粗壮、枝叶扶疏的阔叶树。我发现，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

  我常想，只要是绿叶，不管大的、小的，形状标准的、形状不规范的，包括被蛀出了瘢眼的，它们都在完成着光合作用，滋养着树。

  望着树冠上的万千绿叶，一股柔情从我心头漾起。我爱每一片绿叶。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打这说起吧——上学期期终，我们教研组评选优秀教师，一共16个人，按比例可以评出5名优秀教师；发言踊跃，不多一会儿，就提出来9个候选人。

  我是教研组组长，评选会由我主持。评议热闹过去了，会场稍显雅静。我用圆珠笔点了点记下的提名，忽然感觉仿佛有点什么欠缺，于是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魏锦星的名呢？

  魏锦星这时正坐在角落里，他和我同岁，今年42了，长挑个儿，永远是个平头，皮肤称得上黝黑，眼窝明显塌陷，高颧骨，厚嘴唇，一眼能看出是个南方人。此刻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十指交叉，可以清晰地听见他扳动指关节的声响。

  我心里动了动。魏锦星任教20年。数学教得呱呱叫，这两年他教的那两个班，期终考试始终名列全年级一二名，还在《中学数学教学资料》刊上发表了两篇教学经验，把他漏掉可不应该。

  “还有没有补充的？”我直朝魏锦星坐的那个位置看，启发着大家。

  组里年龄最大的吴老师，仿佛有点犹豫地开口说：“我看锦星不错……”他举出了几条理由，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

  但是，他发完言，除我而外，却并没有什么人呼应。我想再发动一下，坐在我身旁的圆鼻头小余碰碰我胳膊肘说：“抓紧点吧——大伙还都有一摊子事呢！”

  我就宣布散会。魏锦星头一个走出教研组，他抱着一大摞作业本，低着头，神色很不自然。看见他这样，我心里挺不是味儿。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问平时跟我无话不谈的小余：“你们干吗都不提魏锦星呢？”

  小余耸耸肩膀说：“他？怪物！”

  魏锦星的确怪。

  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分配到松竹街中学来的，当时学校总务处有规定，我们单身教师一律两个人一间宿舍，可是魏锦星一到学校便向领导提出要求：“我要一个人住，房间可以比他们小一半。”

  总务主任一听就火了：“什么？要搞特殊化？没门儿！”倒是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有肚量，她说：“咱们不是有间8平方米的小屋吗？就让他住吧，只要他努力工作，把课教好就行啊。”

  于是魏锦星住进了那间小屋。

  当时，我们十多个从各地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都住校，晚上，为备课的事也罢，为闲聊一阵也罢，不免要串串宿舍。

  有天晚上，我去敲他的门。他慢悠悠地在里面说：“请进。”

  我进去了。他桌上摊着书、本、数据，显然正在备课。说来也怪，他的屋子那么小，而我环顾之后，却有一种空旷的感觉。他屋里除了小床、书桌、书架和一个脸盆架外，只有一张直径不超过一尺的铁腿小圆凳，他就坐在那小圆凳上备课。其实，学校里多的是学生坐的靠背椅，他屋里却一把也不准备。

  魏锦星见我进了屋，便站起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想和他聊聊，找不到小椅子，便去坐他的床，他扽了我袖口一下，指指小圆凳说：“这儿坐吧！”我不由得坐到了小圆凳上，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床，啊，盖着雪白的罩单，不但一尘不染，而且平平整整，连一丝皱褶也找不出来。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态站着，双手背到身后，面上挂着客气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么问题，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我谈兴全无，便把备课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呢，俯身到书桌上，操起笔为我在纸上边画边讲。我得承认，他讲得很认真、很细心，对我确有启发，但是，讲完了这个，他便直起身来，又无话了。我当然只好告辞。

  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人去敲他的门，因为大家都遭到了和我差不多的“礼遇”。小余揶揄地说，真该在他的小屋门口贴上副对子：“游人止步”、“闲人免进”；横批：“怪人居”！

  魏锦星在教学上显然比我们教得更好一些，像吴老师那样的老教师听完他的课，经常当着我们的面频频赞扬；学生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他一样给学生补课，一样找学生谈话，只不过绝不把学生带回宿舍，他安排的地点不是教室就是教研组。到了夏天，有时干脆就在操场边、树荫下。

  魏锦星那小小的宿舍渐渐显得神秘起来。不久就传出了一个秘闻，说他那书桌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抽屉说空也空，说不空也不空，总之非常非常奇怪——那抽屉底上，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这秘闻发源于小余，小余自说是有一天晚上备课，因为实在得用一本习题集，而这习题集只有魏锦星才有，所以不得不去敲魏锦星的门。魏锦星爽快地把习题集借给小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待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落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书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5、保住自己在95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1964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28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过罗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说：“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和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管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1966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旋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辞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座椅上乃至于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绝非是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旋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浃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

  事情来得很突然。正当几个“小将”要给周大姐剃“阴阳头”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的教师席，低头朝会场外走去，于是，被身着绿军服、臂戴红袖章、手持宽皮带、绿军帽下耸出两把“刷子”的“女兵”喝住了：

  “干什么去？”

  “我恶心。”

  “滚回去！革命不怕死，恶心也得参加斗争！”

  “我恶心。”

  “你早不恶心晚不恶心，这会儿恶心是什么意思？”

  “我恶心。”

  “要革命的滚回去！不革命的小心狗头！”

  “我恶心。”

  “你到底是什么阴暗心理？你说，周溪清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她算什么派我弄不懂。我就知道她是人，是个好人……”

  “他妈的保皇派，反动透顶！”“女兵”挥起皮带，铜头打到魏锦星脑壳上，发出一声惊动全操场的脆响。我们还来不及从新的惶悚中清醒过来，魏锦星已经被揪到了台上，满脸血污，让人扭住随周大姐一同剪了“阴阳头”成为陪斗的头一名……

  当然，他的宿舍立即遭到了查抄，没有抄出其他任何罪证，只抄出来那张大照片，于是，那张大照片很快便被粘到了大字报上，予以“示众”。我在那时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是个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的、爽朗地笑着的姑娘。

  根据一种“必然”的逻辑，魏锦星被“群众专政小组”挂上了“大流氓、坏分子”的牌子，关进了地下室。

  两天以后，“群众专政小组”把魏锦星押出来劳改，给了他一把大笤帚，让他去打扫操场上的公共厕所。

  那一天，我作为“走资派重用的红人”，也被派到操场劳改，任务是蹲在操场边上拔草。正当我几乎被暑气弄得晕过去的关口，忽然，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嗥——那声音是我平生从未听见过的，今后也绝不忍再听。我想，倘若把一个人的扔进油锅，也未必会发出那种惨叫。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掷进油锅时，才会有那般的狂啸……

  我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啊，原来是魏锦星。他发现了粘在大字报上“示众”的大照片，像头狮子般地扑了过去——当然，他立即被身边的押解者扭住了，于是，两个人扭作一团，不用说，很快就有另外几个“群众专政小组”组员去支持战友，于是，两分钟以后，魏锦星便被踢打着又带回了地下室。

  太阳静静地照耀着白晃晃的操场。我受了这个场面的刺激，眼前似乎旋转着一个灼目的万花筒，终于仰面晕倒在操场上……

  众所周知，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而居然出现的事情。我只想告诉你，有一天，那是在包括我和魏锦星在内的大多数教师终于被进驻的工宣队解放以后，小余忽然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嘿，你说顽固不顽固——魏锦星的

  抽屉里，又有张大照片了，还是原来的模样——肯定是他用旧底片新放大的……”这回，小余没说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本想对小余说：“大照片就大照片吧，这是人家个人的事……”可是终于又咽了回去。小余那时候又渐渐顺利起来。他在红卫兵、工作组、“造反派”、工宣队几朝天下，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三部曲”：先是带头“斗私批修”站过去，接着当一阵“路线斗争”的积极分子；随后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看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很需要小余这样的“标准群众”，也难怪小余对魏锦星这号难以就范的格涩人物不予谅解……

  终于到了这一天，“”垮台了。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革命，我们每日的教学工作也就是革命活动，这个浅显的道理被肯定以后，我们渐渐地如梦方醒。大家都很高兴，小余可以不必重复再扮演那令他人和自己都腻烦的“三部曲”，魏锦星脸上也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在整顿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战斗中，魏锦星作为我们教研组的一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1977年春天，有个初三年级的团员，是个头发咋咋呼呼像个刺猬的男孩子。他社会工作很积极，学习成绩却不行，尤其是数学。他先是小考连续不及格，后来爽性作业也不交。小余是他的任课教师，把他找到教研组来谈话，问他为什么不交作业。

  那同学自知理亏，只是反复强调：“我不会做啊！”

  小余板着面孔下命令：“你坐在这儿给我补出来，补完了再干别的去！”

  那同学摊开作业本，看了看题，叹口气说：“太难啦，这题我不会做啊！”

  小余气得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做，哪儿不会你提出来，我给你讲！”

  那同学眉毛结成两团疙瘩，吭哧吭哧硬是下不去笔。

  我们好几个老师都走过去批评他。

  这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的身旁。只见他俯身拍拍那同学的肩膀，从胸兜中掏出一张写有练习题的卡片，送到那同学眼前，亲切地问：“那么，这样的题你总能做吧？”

  那同学接过卡片，看了一下，脸更红了，头也不抬地说：“还是不会。讲这号题的时候，我就听不大懂了……”

  小余气得直咬牙，魏锦星却又麻利地从胸兜中掏出另一张习题卡片，递过去问：“那么，这样的题呢？”

  那同学接过去，啃了啃钢笔杆，点下头说：“倒能试试，可没准也做不出来。”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魏锦星竟又从胸兜中掏出第三张习题卡片递了过去，那同学接过一看，松了口气：“这号题我会做。我就是打这以后糊涂起来的！”

  魏锦星拍拍他的肩膀说：“那就请从这几道题做起吧。”

  同学开始做题了，魏锦星从胸兜里掏出剩下的几张卡片，一并送到小余眼前，解释似的说：“学生有时候说不清自己学习上落下了多远，我准备了一叠写着深浅程度不同的习题卡片，能把他们落下的距离测出来。借给你参考吧，请后天还给我。”

  说完，不等小余道谢，竟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很佩服魏锦星。但是，也许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作用”作祟吧，背地里大家仍旧认为他是一个怪人。

  1978年春天到了，迎春花谢去了满枝黄瓣，蹿出了碧绿的叶片。我多年不住校以后，又重新回到学校，住进了宿舍。因为我和爱人、儿子组成的小家庭离学校太远，而在这个春天里我又有着那么旺盛的工作热情，因此，我决心每周只回家两次，其余的晚上都在宿舍里悉心备课。我回校住了几天以后，才又注意到魏锦星的那间宿舍，依然是素净的白布窗帘，依然是“闲人免进”式的气氛。只是窗外的杨树粗了许多，晚风一过，叶片的摩擦声更响，使人想起流动的涧水，从而进一步联想到逝去的岁月，而生出万千的思绪。

  我轻轻走到那株杨树前，伸手摩挲着树皮，仰头望去，星星从叶隙中闪烁出神秘的光芒。我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十多年来，宇宙中发生过多少巨变。就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席卷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政治飓风，然而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仍旧保持着可以想见的特有状况。

  我忽然觉得，魏锦星多么值得怜悯。我们毕竟有了个小家庭，尽管房间很小，生活也艰辛，但有老婆儿子，得享天伦之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可是，当我在树下背着手踱了几步，我又突然想到，也许，从魏锦星的角度看我们，倒是我们更值得他去怜悯。他毕竟敢于在抽屉里保留一张那样的照片，在心灵深处维系一股个人的柔情。而我们，比如说我吧，这些年来连日记也不记了，同亲友通信，也按随时可能被用大字报公布的标准来写，因为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我已经习惯于按“安全”而“规范”的方式说话、办事、与人交往；说老实话，我是没有勇气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类似抽屉底上的大照片这种东西的……

  陡然，魏锦星屋里的灯熄了，银色的月光，泼泻到他屋外的院落里，使人如处纯净的冰壶之中；沐浴着这清朗的月光，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魏锦星并不怪啊，应当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人……

  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刻板而不为人理解的生活，有一天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天我正坐在宿舍灯下批改学生作业，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竟是魏锦星。他进得屋来，搓着手，塌陷的眼窝里，眸子闪着奇异的光彩，满面为难之色，嗫嚅地说：“老彭，你看，能不能……这几天你回家去睡，让我，我来你这儿暂住几天……”

  可以当然是可以，但魏锦星竟然要打破他的生活常规，“下凡”到我这个凌乱不堪的宿舍里来借住，真让我难以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老家来了个亲戚，要住几天，所以……”

  原来是这样，我立即让出了一切：屋子、床铺、被褥……我对他说：“你尽管住吧，我反正有自己的家！”

  当我离开学校时，路过他的宿舍，只见窗帘上映出了一个妇女的身影，屋里传出她和一个孩子说话的声音。这是魏锦星的什么亲戚呢？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啊……

  魏锦星的亲戚很快成了全校教职工注视的物件。是一位看上去四十上下的妇女，矮矮的，没有什么腰身，脸庞瘦瘦的，眼角鱼尾纹很明显，看上去很憔悴。她早出晚归，所以露面的时候不多。大家看见得最多的是她带来的那个男孩，看样子有五六岁的模样。她吆喝他“小三”，可见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每天一到中午，大家就看见魏锦星到食堂给孩子打饭，每回总要买上两个肉菜；他把饭菜送回宿舍，亲手照料那孩子吃。那孩子很淘气，总要端着大碗，跑到屋外来吃，吃的时候很贪，腮帮子鼓起来半天平不下去，嘴角往下掉渣儿。

  有一天傍晚，我正要回家，远远看见魏锦星拿着一条纸蛇，蹲在杨树下，噗噗噗地吹着，逗弄那孩子，孩子咯咯咯地摆动着小手笑着。这个镜头令我很是吃惊。我回想起来，1966年同受“群众专政小组”专政时，我曾和魏锦星一起被关在生物标本室里待了好多天。什么鸟呀兔呀一类的好看的标本，早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只有人的骷髅骨架和几种蛇的标本。他并不厌恶骷髅架，却特别怕蛇，即使是泡在药水里的瓶装标本，他也总要远避三米以外，还屡屡指着蛇对我说：“我恶心，我恶心……”可是，此刻面对他亲戚的这个孩子，他却不厌其烦地吹着纸蛇。那孩子显然顶顶喜欢这个形象逼真的玩具，一见纸蛇伸缩蠕动，便拍手笑着，两只眼睛眯成两条小缝。看见孩子笑，魏锦星便也笑，脸上笑纹抖动，嗓子眼里还乐出声来。说实在的，这种笑法，我和他同事近二十年，还是头一遭看见。

  “真是怪物！”小余在我耳边这么评论。

  “唔。”我竟不由自主地应和着。

  有一天，放学以后我和小余同路骑车回家，他又向我开始了“小广播”：“嘿，你知道魏锦星那亲戚是干什么来的吗？是来北京上访的！据说她丈夫直到现在还被关着。你知道这些天魏锦星备完课净干吗吗？帮那女的改上告信呢？……你仔细琢磨一下吧，这女的那脸庞，跟他抽屉底上的那张大照片，是不是有点像？……”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生了很大的气，瞪了小余一眼说：“你净琢磨这些个干什么？”

  可是，回到家里，我的心却好久踏实不下来。是呀，那妇女的脸庞，猛瞧上去当然和那照片上的姑娘并不一样，但细细考究，的确有着某种消除不尽的同一神韵。难道……

  十多天以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魏锦星在众目睽睽之下，送那母子去火车站。那妇女神色黯然，显然是上访暂未获得成果。小孩却很高兴，一手举着咬掉一半的糖葫芦，一手抱着辆一尺长的玩具汽车。魏锦星提着大包小包，神色泰然，如过无人之境，陪着他们走出了校门。

  有人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窥视他们的身影，有人在檐前、树下互相努嘴、打手势，表达着对魏锦星的评价，但并没有几个人公开议论这件事。

  这件事结束以后，一切似乎又复归旧态。魏锦星每日白天同我们一样辛勤地工作着，每日晚上回到宿舍，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他还干些什么呢？不得而知……

  再回到评选优秀教师的事儿上来。

  我把头一回开会的情况汇报上去以后，党支部书记周大姐皱皱眉头说：“怎么会只有一个人提魏锦星呢？”

  我说：“多半是大伙觉得他怪，不讨人喜欢。”

  周大姐沉吟着说：“还是要看工作做得怎么样嘛。”

  于是开了第二次会。周大姐来参加。这回我带头发言，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

  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但是在集中人选的过程中，只有吴老师和另外两位中年教师把魏锦星列为第五名，其余同志所提出的五个人中，都不包括魏锦星；当选的五个人当中，平心而论，起码有两位就教学成绩而言，实在明显地逊色于魏锦星，可是强扭的瓜不甜，看来只好如此。于是我打算结束整个评选工作，环顾了一下全室，例行公事似的问：“同志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小余在我身旁小声催促着：“成了成了，谁争这个名誉。”

  可是，坐在角落里的魏锦星突然发话了：“我说几句。”

  大家都不禁有点吃惊，全不由自主地把脸转向了他。

  魏锦星那黝黑的皮肤本来是难以令人觉察出泛红的，但此刻你可以看出，他的脸确实涨得通红。他眼里闪着一种执拗、渴求交织的光芒；停顿了一两秒钟，像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似的，他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这回参加评选优秀教师，我很高兴。有的同志当年错划成了‘右派’，有的同志背了好多年的历史包袱，现在都解脱出来了，工作有成绩，大家在评议里都给予充分肯定，这有多好。这样落实政策，我很拥护。可是，能不能给别的……别的东西……落实政策？……”

  全场哑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但是，魏锦星突然顺下眼皮，摆了下手，不再说下去了；只见他的喉骨上下搐动着……

  散会后，我随着周大姐往党支部办公室走，周大姐眉峰攒聚，双眼仿佛凝视着远处，低声地问我：“你知道魏锦星要说的是什么吗？”

  我突然感到，仿佛是银幕上的画面陡然从模糊变为了清晰，并且推成了一系列特写：大幅的姑娘头像、8平方米小屋的窗户、当年团支部的整风会上蜷缩在沙发上的魏锦星、“我恶心”和随之打来的铜头皮带、狮子般地扑向大字报和撕裂人心的惨叫、远道而来的女客和她的眯眼睛娃娃、由蜷曲到伸直的纸蛇、给母子送行的场面……我觉得一个意念已在心中形成，于是，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周大姐：“他是问，能不能给性格，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我还要替他补充：一个人在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工作的前提下，能不能保留一点个人的东西，比方说，能不能有一点个人的秘密？”

  周大姐用力地点着下巴，深沉地说：“是呀，多少年来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左倾’灰尘污染了多少人的眼睛，容不得魏锦星的性格和他的个人秘密，这只不过是小小一例罢了……看来，充分调动每个革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形成既有统一的革命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这时，我看见檐下的冰挂正在阳光下融化，一滴一滴的水珠落到阶沿上，正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