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恩有一千兵额，但事实上只有八十骑兵，二百多步兵。

  不是他恶意贪墨了七百兵马的军饷，而是他实际到手的粮饷至多只能勉强养活五百兵马。

  明末大多数武官都是采取克扣大多数兵丁的粮饷豢养家丁。

  没办法，层层克扣，不这样做就得自己贴钱替朝廷养兵。

  李思恩本就是李家的家生子，是李家打通关节扶持他在张家口当武官。

  李维达如今在李家的地位越来越高，管理着整个北方的生意。

  他要求李思恩别管事儿，把军队交给兴和军，李思恩哪敢有异议？

  况且兴和军仅仅是要兵额，该李思恩拿的好处并没有剥夺。

  因为是黄大鹏担任张家口守备，所以黄毅没有再另外派人，让黄大鹏的八百守备营兵马和李思恩的人马合练，缺额从兴和军辅兵中选拔。

  二月底，兴和军正兵达到了七千。

  除了黄毅担任副将的兴和城奇兵营三千六百人马，还有三个守备营两千四百，外加李思恩的千总。

  兴和军辅兵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现有足五千人，这些人都是不能骑战的步兵，有两千多能够骑马快速运动。

  训练骑马是兴和军的必修课，无论是正兵还是辅兵。

  假以时日，五千辅兵都能够提高骑术。

  除了原本就能够射箭并且射术精湛的，其他的辅兵都是火枪手，人人装备燧发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塞外立足何其艰难？

  黄毅要刻意制造紧张渲染战争迫在眉睫的气氛，兴和城到处是用白石灰刷的标语，刷得最多的是：

  “时刻准备着打仗，打大仗！”

  第二多的是：“不想被鞑子、建奴打草谷，就得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当兵最光荣！”

  根据地每一个保甲每一个农场都有在训练中的民兵。

  民兵伍长、什长以上级军头都装备了燧发枪，普通民兵都使用一丈二尺的长枪训练突刺。

  为了提高民兵的防御力，每个百人队的民兵都装备了能够遮挡全身的盾牌。

  这种盾牌不可能是钢铁打制，也不是牛皮盾牌，都是藤牌，重量轻，足以抵挡弓箭。

  装备藤牌的民兵不使用一丈二尺的长枪，他们的武器是四支短枪，可以投掷，也可以单手突刺。

  黄毅觉得军队的武器越简单越好，以后会淘汰所有的冷兵器，只保留射术精湛的弓箭手。

  兴和军的主要装备就是带刺刀的燧发枪，每个百总配两门三斤团炮，正经八百的炮营装备几十门十二斤野战炮。

  崇祯四年底，山西、陕西的流寇被遏制住，山东却闹出了大乱子。

  李九成、孔有德在吴桥兵变后，一千人马变成了两千、三千、四千……

  他们没往京师方向前进，而是转向杀回山东半岛，一时间势如破竹，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

  山东巡抚余大成是个窝囊废，极力避免交战，也有可能是自家人知自家事。

  他麾下的兵马不但缺额太多而且疏于训练简直是不堪一击。

  可巡抚就是管一方军政的大员，躲是躲不掉的。

  所以余大成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派遣抚标营副将沈廷谕、参将陶廷鑨拼凑了七八千兵马前去平叛。

  他自己可没胆量亲自带兵。

  被派出的将领没有战斗力，并不表示没有智力值，他们知道七拼八凑的这些兵马绝大多数是乞丐、流民和临时拉来的壮丁。

  跟叛军遭遇必然一触即溃。

  所以他们采取拖沓的方法，争取尽可能不遭遇叛军。

  可是谁也想不到，因为怕死不敢去辽东打建奴而兵变的叛军，此时如同打了鸡血般。

  李九成、李应元、孔有德等等叛将带领叛军骑兵奔袭远远的跟着，并没有打算开战的山东兵。

  副将沈廷谕、参将陶廷鑨都想错了，他们的兵马并没有一触即溃，而是纷纷倒戈，刚刚接战满耳都是：“兄弟们反了吧！”

  “把喝兵血的狗官剁了！”

  “莫要让沈廷谕、陶廷鑨逃了！”

  因为山东巡抚派来几千兵马平叛，所以叛军的兵马立刻暴增一倍。

  屡战屡胜，叛军的士气如虹，打到登州城下之时人马已经一万五千多。

  然登莱巡抚孙元化仅仅是个科学家，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根本认不清现实，居然没有选择坚守待援。

  而是急令总兵官张可大和心腹将领张焘率兵马形成两路成合击之势出城野战。

  登莱兵马中辽东人太多了，这些人都受够了当地人的白眼，一接战就有超过一半兵马倒戈相向。

  登州城里的游击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等都是东江镇旧将，都对朝廷充满怨气，渐渐的怨气就变成了仇恨！

  他们见城外的叛军把明军打得溃不成军都乐开了花，于是乎，他们带领手下立即举火开门。

  崇祯五年正月，坚城、大城、防御力无与伦比的登州城在里应外合下不到半个时辰就宣告陷落。

  叛军俘获八千没有倒戈的明军，缴获战马三千余匹，红夷大炮二十几门，弗朗机炮三百多门。

  在府库搜查到存银十几万两，从登州文官武将家查抄出大量金银财宝，合计价值超过百万两白银。

  登州城里还有许多达官贵人大商贾，他们家里的贵金属价值恐怕不会低于五百万银子。

  事儿越来越大，想瞒住的登莱巡抚孙元化都被叛军俘虏了，肯定瞒不住了。

  正月中旬登州被叛军攻克的消息终于传到京师。

  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派出缇骑逮拿山东巡抚余大成。

  崇祯五年二月，李九成和孔有德等等叛将在劝孙元化自立为王未果的情况下，把他放了。

  原因很简单，孙元化对他们有知遇之恩。

  一同被释放的还有山东按察司副使宋光兰、兵备道王徵、副将张焘等等不愿意投降叛军的文官武将。

  事儿发展到二月份，可谓越来越糟糕！

  文官武将的表现让崇祯皇帝更加寒心。

  于是乎他想起来了知兵、勇于任事、清廉如水的太监楷模——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