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武警医院得到了救治，醒来之后，他既不说话，也不会哭，只是大睁着眼睛，向天花板发愣。房正军耐着性子问他：“孩子，两天前的夜里，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告诉叔叔。”张小兵似乎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啊啊”地发出微小的声音，连转动眼珠似乎也十分费力。当月，参办阿陵案的所有人员，达成了共识：保护证人，不向社会公开。一旦让凶手知道这个孩子在世，那他恐怕要不计后果地杀人灭口——是的，这个孩子是一个绝佳的钓饵，但怎能用人的性命去钓取罪犯？在往后的许多年里，这些人慢慢散落在人海，有些人不堪重负，辞职离开，也有些人停薪留职，之后就干脆下海经商去了。金川案是他们心里抹不去的伤疤，是他们人生失败的标志。而张小兵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活着，就永远在鞭笞和谴责这些参办干警的良心。他们总在夜里想起，是自己的无能，让这个孩子家破人亡。没有人能忘记张小兵那时的眼睛，又大又黑，它原本应该充满纯真与欢笑，而他躺在病床上，像完全被抽走了灵魂。生亦如死。只有房正军和陈国华，依然留在岗位上。凶案未破，永不言弃。张小兵不能长久地留在医院里，医生和法医给出的建议都是一样的：“他是心理性创伤，所以不肯开口说话。”法医则给出了更加明确的建议：“如果是为了破案，当然是越快让他说出实情越好，但如果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考虑，还不如不要提这些事了。”房正军要带这个孩子远离金川县，那里毕竟危险，熟人太多，于保护不利。商量再三，他把张小兵带到了自己所辖的芝川，安置在芝川福利院。“怎么办啊，喂饭也不吃，游戏也不做，说话也不说，晚上一直尿床。”福利院院长头疼：“十一岁了也是大孩子了，这是不是弱智啊？”院长真不知道房所长是从哪儿弄来了这个傻孩子，房正军不肯说，只是严厉地告诉他，这孩子十分重要。因此她只能委婉地抱怨：“这要怎么带啊，光是天天给他换床单就晾了一院子。”房正军二话没说，次日，福利院就收到了二十张床单，和房队长的一张存折：“这是我一年的奖金，陶院长，无论如何，你帮帮这个娃娃，他太可怜了。”……这说是私生子吧长得也不像，要说是两不相干吧，房所长也太疼这个孩子了。陶院长无话可说，只是点头。那半个月里，房正军每天都偷偷摸摸地往城北福利院跑。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有这样细心过。不只是怜悯，还因为自责，因为愧疚。他不知如何向张小兵开口去问。张小兵甚至无法接受他父母的死讯，他在福利院里发呆和打转，像是等待父母来接他回家，而他盼来的，永远只有房正军。房正军知道自己对不起儿子，给张小兵买过的东西，房灵枢从来没有得到过，给张小兵换过的尿布，房灵枢从来没有享受过，给张小兵喂的饭、唱的歌，房灵枢大概一辈子也没见过。他无法忘记那天房灵枢拖着书包，在路上哭着找他，几乎要被车撞死，房正军又急又怒，先在他儿子头上痛打几下，又问：“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在学校等吗？”房灵枢像个小姑娘一样放声大哭：“你答应我的！学校都关门了！”“十五了！大孩子了！灵灵，你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儿让我不操心？”房灵枢气得大骂：“你为我操过心吗？你也配！”那天他们到底没有去成游乐场，房正军给房灵枢买了一个裱花蛋糕，房灵枢当面把它扔在马路上。“小孩吃的，谢谢，我不要。”从那时开始，房灵枢比过去更难说话了，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眼巴巴地拖着他的童年，一直拖到了十五岁，而房正军终结了这一切。童年在他生命里完全消失了，他被迫迎来了迟到而叛逆的青春期，他变成一个古怪的少年，张扬又乖僻。忠孝难两全，房正军想，灵灵好歹还有他亲妈，而张小兵什么也没有了。或许是因着他的一片诚心，张小兵终于开始自己吃饭，渐渐地，也不尿床了。他逐渐恢复了一个十来岁孩子应有的生理功能，只是依然沉默寡言。就在那一天，房正军下了班，照样过来看顾张小兵——他从后门偷偷摸摸地溜进来，张小兵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玩蜡笔。别的小朋友都在前院做游戏。见到房正军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玩蜡笔。他没有黑色，于是用赭石在纸上用力涂抹，赭石里混着触目惊心的鲜红色。房正军仔细辨认那张画，长头发的，可能是女性，代表母亲，黄头发的，可能是老人，代表祖母，蓝头发的两个，互相交叉着线条状的手。那也许就是凶手的象征。但父亲在哪里呢？是否意味着，张小兵窥视到凶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遇害？这张简单的涂鸦，含着难以尽述的恐怖氛围。它远远偏离了一个十岁孩子应有的绘画技巧，显得过于笨拙，甚至有些低智，但它表现得这样强烈，让人一眼就联想到阿陵案的现场情况。画面里没有灯光的表现，却仔细地还原出了凶案现场的家具格式。人物表情一片混乱，那也许就是张小兵内心的投射。房正军看得出了神。他俯下身去：“孩子，在画什么呢？”张小兵全身哆嗦了一下，他捂住那张画，在纸上乱涂起来。房正军于是掏出一兜橘子，先去洗了毛巾，给张小兵擦手，又给他围上干毛巾：“不看不看，叔叔不看，叔叔喂你吃橘子，好吧？这橘子可好吃了。”张小兵任由他摆布，只是不张嘴。房正军耐心道：“张嘴，啊，张嘴，你看陶阿姨都说你会吃饭了，橘子吃了对身体好——听话啊，张嘴。”张小兵忽然转头看他。房正军被他乌黑的眼睛骤然一瞧，居然心头发震。“叔叔，我爸爸……我妈妈……是不是死了。”橘子从房正军手里滚下来。“还有，我奶奶。”房正军慌张地捡起橘子，大声问他：“孩子，你是想起什么了？”张小兵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过了许久，眼泪逐渐从他眼眶里漫出来，孩子的睫毛格外浓长，这眼泪曲折地悬在睫毛上，又大颗地掉下来。房正军什么也管不了了，他跪在地上，抱住张小兵：“孩子，你那天到底看见什么了，你一五一十都告诉叔叔，你得说出来。”张小兵被他吓住了，张着嘴，瞪着眼，哭不出声音。房正军又急又痛：“你说啊，到底看见什么了，我的好孩子，你不能光是哭，你告诉叔叔啊！”张小兵真被他狰狞的眼神吓哭了，两人乱做一团，阿姨从前面跑过来：“我的命啊房所长你这是干什么？小孩儿刚好一点你来捣什么乱呢？！”房正军大吼一声：“你前面去！不许过来！”阿姨被吓走了。这里房正军连哄带劝：“好宝宝，小兵，不哭，你别哭，你看叔叔嘴笨又不会说话，你擦擦眼泪，你想一想，就你为什么要蹲那个柜子里，是谁到你们家来了？”张小兵哭得抽抽噎噎，房正军在他撕心裂肺的哭声里，模模糊糊地听到他说：“他在笑，吓人。”——他在笑？“什么人在笑？”“我捉迷藏……他就进来了。”房正军一头雾水，只好继续追问：“是谁进来了？你看见他的脸了吗？”张小兵摇头。所以是没有看到凶手的脸——也对，如果孩子当时和他四目交接，恐怕现在已经没命活着了。“他把我，爸爸，推倒了，就脖子……”张小兵断断续续地说。房正军紧急地总结这些支零破碎的片段，所以张小兵是当时正在捉迷藏，凶手破门而入，张小兵没有动，因此免于被凶手发现。凶手在这个孩子面前行凶，杀死了他所有亲人。“那你仔细想想，他们是几个人，几个人到你家来？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张小兵哭着说：“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张小兵哭了半天，哑着嗓子说：“是，是叔叔。”“多高？你跟叔叔比划比划，有多高？！”张小兵又看他半天，把手伸向房正军的耳朵：“比你矮。”“……”孩子当时可能遭受了巨大的惊吓，他对犯人体型特征的描述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凶手是一人独自行凶，这是决计不会错的。房正军在心中勾勒着这个杀手的形象，又情不自禁地去看那张已经毁掉的涂鸦——性别、高矮，这和卢世刚，真的太像了。那么巧，张小兵死去的母亲，当时也和张秋玉一样，怀着身孕。第14章 托孤为谨慎起见，房正军向专案组做了汇报，于是，在书记员及专案组人员的围绕下，张小兵再一次描述了他对案发当夜的回忆。这对孩子来说是无比残忍的折磨。张小兵在被迫回忆了半个钟头之后，再度失禁了。笔录到此为止，时任专案组组长的李成立发话：“就这样吧，以后不要再来问这个孩子了。他知道的已经都说了，再问，把孩子问疯了。”停一停，他又说：“卷宗绝密，别泄露出去。”能为张小兵做的，他们都做了。而房正军知道，自己保护的责任还没有尽到——这么多公安局的人来到芝川福利院，虽然明面上打着“访问”的旗号，房正军心里还是担忧。他真怕凶手就在自己身边，更怕张小兵遭遇不测。死去的人，他追不回命来，活着的，他说什么也要守住。房正军想把张小兵带回家里，又怕目标太大，无法解释他的身份。更何况他愧对妻儿，原本对房灵枢就关心不够，现在领回来一个张小兵，还不知道房灵枢要闹成什么样。有什么人可以收养张小兵呢？此人必须信得过，是熟人，但又不至于令人一眼发现养子的异常。偶然地，就在那一年，梁峰回到芝川了，他是作为文体界代表来访问福利院，陶院长向房正军提起这件事，他才想起这个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那时他还不知道梁峰没有孩子，对方是全国冠军，房正军亦不敢高攀。倒是梁峰先打了他单位的电话：“军子，我听说你也在芝川，这你也不见我一面！”梁峰一直在北京训练，那一批战友里，他发展得最好，自然也就和大家有些脱节。他热情地邀房正军出来见一面，房正军推辞不过，还是去了。老战友见面，当然亲热。梁峰并没有冠军的架子，他自己斟上酒，又给房正军斟酒：“其实我家就在芝川，只是训练一直住在北京。我听老陈说你来芝川工作了，想着想着要见你一面。”梁峰其貌不扬，但因为工作的缘故，精神面貌很好，人也显得年轻。相形之下，房正军沧桑得多，也拮据得多。“你怎么就有白头发了。”梁峰叹息道：“军子，你这工作，太磨人了。”房正军只是苦笑：“喝酒，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