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福晋眉心一皱,“瞧你,父母扔了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自己愿意的，不外乎还是太穷了。”

  翠儿极力克制自己没有冷笑出来，眼里却是含着刀子。

  “生女儿养不起扔了，生了儿子就能捧手心里养得起？不还是因为女儿就是再孝顺能干也是‘赔钱货’,儿子再窝囊败家也是儿子。”

  “现在眼看我们把一个个流黄鼻涕的女娃娃教导好了，要有好前程了,都冒出来了。说什么血浓于水,我……”

  翠儿想说“我呸”，都是些不要脸的，硬生生咽下去。

  “甭管她们当初是为了什么理由把孩子扔了，扔了就是扔了,说什么为了孩子过好日子才扔的，真要是逃难的时候扔的孩子,官府都有记录在那。怎么有脸说出来？”

  “反正我就觉得，再怎么血浓于水，那不还有一句老话‘生恩不及养恩’？慈幼院虽然就是专门养孩子，可也是真真地把她们养大了。不说将来报答慈幼院,如果她们心里对慈幼院的感情连扔了他们的父母也比不过……”

  翠儿心里发狠，这样的人，她们也不敢用。

  说什么骨肉亲情，从小不再一起长大，那能有什么感情？一出手就被扔了,小河边，大路边，地头上……能多走几步路扔到慈幼院门口，或者富贵人家的门口，那就是顶顶好的。

  四福晋还是摇头。

  “你呀，还是见识少。”

  “那有些地方，都是直接扔到‘小死人塔’作为塔里的一把骨灰，还有的地方是生下来就直接溺死了，更不要那个‘洗女’的习俗。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在南方，能把女儿扔了的，那就是给一条活路，现在来找，那也是人之常情。”

  但在南方地区就有点不同了。为了避免女性因为骨盆小不能生娃，把家族血脉给断掉，所以在女宝宝生下来被判断骨盆可能狭小的情况下，会把女婴的骨盆给折断。

  这种折断损伤不可逆，无法自我治愈，最终让骨盆变得松弛，避免日后难产的几率。所以当时社会的女性走路起来松松垮垮的，非常难看，这是因为她们的骨盆被折断了。

  从溺婴习俗看福建历史上的人口自然构成问题

  小说：定居清朝作者：清荷映月醉更新时间：2009/1/271:08:58

  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行溺婴习俗的地区，从唐宋延续至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溺婴习俗尚存在于福建一些地区。宋代闽人溺女婴，也溺男婴，但溺女婴多，溺男婴少。明清时期，闽人溺女婴而不溺男婴。闽人溺女婴的原因是害怕厚嫁破产。因此造成明清福建社会男多女少的自然构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男子无法娶妻，家庭中女性掌权，童养媳习俗流行。

  关键词：溺婴人口构成童养媳福建

  自明朝以后，中国地方志中开始有区分性别的人口记载，迄至民国时期，有了全国规模系统性的男女人口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大都显示中国存在严重的性比例失调，也就是说：男性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一直到民国后期这种悬殊的性别比才有所缓和。学者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不存在男女性别比过于悬殊的情况，历史上出现的失调的性别比数字，主要是调查者较少录入女性人口数的缘故。我认为，人口学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口学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以往的人口史专家较少考虑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溺女婴情况，而在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这一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自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一直流行溺女婴的习俗，因而产生了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民国时期，随着童养媳制度与高聘金习俗的流行，以及战争对男子数量减少的作用，福建的男女性比例渐趋缓和。推而广之，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性比例失调的状况，不能轻率否定这一状况的存在。

  一、宋代福建的&ot;不举子&ot;习俗

  宋代中国社会曾经广泛存在不举子的习俗，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记载：

  王鼎&ot;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ot;。文中的建州即为福建路的建州，位于闽北。可见，当时闽北的溺婴习俗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后，杜杞&ot;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ot;。以上是北宋时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赵善俊在当地禁止溺婴，他也指出：&ot;建俗生子往往不举&ot;。李纲《瓯粤铭》：&ot;释氏之流，则谓瓯俗生子，仅留一二，余悉溺之。二百年间，所杀几何？因果报应，理宜然&ot;。其实，这类习俗在东南广泛存在：

  &ot;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ot;。

  &ot;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ot;。

  王信在浙东安抚使任上，&ot;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ot;。

  可见，溺婴习俗曾在东南广泛存在，不过福建地区比较著名而已。有关福建溺婴习俗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顾况的&ot;哀囝诗&ot;，该诗写道：

  &ot;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

  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

  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ot;。

  唐代的福建被视为蛮荒之区，存在着一些相当落后的习俗。顾况的诗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婴习俗与卖阉童习俗，入宋以后，卖阉童习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婴习俗却保留下来，人们称之为&ot;不举子&ot;。宋代闽人&ot;不举子&ot;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计产育子。宋代理学家杨时说：&ot;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ot;。根据家产多寡来决定养育多少儿女、这种观念是很进步的。假使不注明年代，人们很难设想过是古代福建人的观念。这说明古人并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于古人不知避孕，就只好斥诸溺婴手段。《延平府志》论宋代的福建：&ot;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ot;。因为当时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养子的困难，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杀的命运。总的来说，&ot;计产育子&ot;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闽越族居住之地，后来该民族虽然溶化于汉族之中，但他们的遗风对福建汉人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遗产继承，中原汉人是在父母逝世后分家，而福建人只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进行分家：&ot;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ot;这样，成年的子女很不愿父母再添弟妹，&ot;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ot;。&ot;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ot;。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干脆只养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刘屏山说当地的风俗：&ot;何州无战争，闽粤祸未销。或言杀子因，戾气由此招。蛮陬地瘠狭，世业患不饶，生女奁分赀，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门，继嗣无双髫&ot;。在洪迈的《夷坚志》一书记载了崇安人黄崇的故事：&ot;初，崇母既亡，父年过六十，买妾有娠，临就蓐，崇在郡学。父与崇弟谋：&039;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将不举乎？或与人乎？不然，姑养育，待其长，使出家，若何？&039;对曰：&039;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举而生之，兄归，须有以处。&039;妾遂生男。弟遣信报崇，崇即还，揖父于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婴儿出。时当秋半，闽中家家造酒，汲水满数巨桶置廷内，以验其渗漏。崇以手接儿，径掷桶中溺杀&ot;。这是一个哥哥溺杀幼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福建的习俗。这种观念与北方人的&ot;多子多福&ot;是不同的。闽北人的独子继承习俗对当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影响。本来，由于中国存在着遗产均分制，地主阶级巧取豪夺获取的大地产，很诀会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对平衡。然而，由于崇安人节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们的财产不易分割，于是这种平衡被打破，宋元时崇安大土地制特别发达。据《元史·邹伯颜传》：元代，崇安县的五十余户大地主尽占了全县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仅有六分之一土地。这说明崇安富人确实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婴的。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着人丁徭役和人丁税。不少地方的民众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而溺婴。南宋的郑兴裔说道：&ot;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纳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ot;。由于福建历史上多数朝代都有重税现象，所以，负担不起税收一直是产生溺婴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中国历史上有句谚语：&ot;盗不过五女之门&ot;，是说女儿养多了家要穷，乃至窃赋也不愿光顾。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风，如廖刚论漳州婚丧之俗：&ot;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ot;。

  人们常说&ot;多子多福&ot;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看来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宋代福建的闽北人没有多子多福的观点。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闽北禁止溺婴习俗。但这一禁止，在当时只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在南宋时期，朝廷损失了北方的大量领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够有较大增长，以便增强国力。因此，来自儒家的禁止溺婴呼声，渐成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学家杨时对改变溺婴习俗有重大贡献。他在朋友俞仲宽任顺昌知县时，杨时给俞仲宽写过一信，要求他在当地禁止溺婴习俗。于是，俞仲宽&ot;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039;俞&039;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ot;。数年后，俞仲宽还乡路经顺昌，有取名为&ot;俞&ot;的小儿数百&ot;迎于郊&ot;。朝廷将俞仲宽的方法推广于各地，鼓励老百姓多生。绍兴八年，尚书刘大中奏：

  &ot;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ot;。

  郑兴裔尤其强调在福建要禁止溺婴，他说：

  &ot;臣伏闻人缘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将入井，怵惕恻隐，出乎性，发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残忍成习，至于生子恒多不举，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细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字杀子而不愿输税，臣钦奉圣恩提刑福建路，二载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窃见陛下轸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谨次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所。宜申严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晓示祸福，召人告官，审实，以犯人守财给之。客户兼责成地主除饬属禁戢。外合恭请指挥申严。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ot;。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ot;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ot;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ot;他日有谓其子孙曰：&039;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039;&ot;。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ot;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ot;。有一些官员采取奖励生育的方式，刘允济在南剑州&ot;善诱而严戒之。举者给粟赈货，不举者罪焉。俗为之易&ot;。又如&ot;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ot;。&ot;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ot;。朝廷则有给钱养子的政令，&ot;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ot;。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ot;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ot;。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ot;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ot;。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例如：&ot;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039;四最六善&039;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ot;。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ot;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ot;。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ot;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ot;。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ot;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ot;。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

  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计产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县：&ot;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ot;。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从而减轻人丁税。

  其四，在害怕厚嫁破产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维持宋代的习俗：如邵武，&ot;其俗丰于嫁女俭于教子……嫁女资妆皆欲丰。或益以奁田，妇人以骄其舅姑&ot;。福州，&ot;婚嫁祗以财势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校。谚云：&039;有钱嫁女，无钱教子&039;。其风为已下矣&ot;。由于嫁妆过重，人们在筹办嫁妆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如崇安县：&ot;生女数岁，母即筹办嫁资，其丈夫不以为非，有不吝千金者&ot;。沉重的嫁妆负担常常导致家庭的破产，如清代古田县：&ot;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住宅，负债难偿。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其奁维何？陈于堂者：三仙爵、双弦桌类是也。陈于室者：蝙蝠座、台湾箱类是也。饰于首者：珍珠环、玛瑙笄、白玉钗是也。然则曷俭乎尔？曰：&039;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039;。缘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属贫民，古田转属富民&ot;。其实，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又如清代的海澄县：&ot;嫁女装资浪费，……薄恶之俗，因而溺女，贼害天良，皆为异日装资虑耳&ot;。显见，明清时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习俗，而且，这一习俗导致福建流行溺女婴习俗。

  习俗的变化使明清时期的闽人改变了溺男婴的习俗，但溺女习俗仍在流传，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构成的变化。

  清代的统治者标榜施仁政，因此较为重视溺女婴问题，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县有溺婴习俗的县都设有育婴堂，其经费由政府拨给，或由富商捐赠，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会也在福建各县设立了许多育婴堂。如巡视漳州府的一个官员说：&ot;漳俗多溺女者，余心为恻然。谓此非莅民责耶？爰集郡县诸长，谋所为收恤计，乃建育婴堂如京师、吴会诸地例。官出俸钱倡始，岁率为常&ot;。因此，从福建各县育婴堂的建立也可以看到当地溺婴习俗之严重，可见下表：

  表四清代福建设置育婴堂的县：

  -----------------------------------

  福州府：闽县、侯官、古田、屏南、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

  福宁府：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

  漳州府：龙溪、长泰、诏安

  永春州：永春、德化、大田；

  兴化府：莆田、仙游

  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

  邵武府：邵武、建宁、光泽、泰宁

  延平府：南平、沙县、永安

  建宁府：建安、瓯宁、浦城、崇安

  汀州府：长汀、宁化、清流、上杭、武平、永定

  龙岩州：龙岩、漳平

  ---------------------------------------

  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福建共有45个县设有育婴堂，其时福建总共不过56个县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清代福建各地普遍存在严重的溺婴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各县遍设育婴堂。

  三、民国时期福建人口的自然构成

  民国时期，中国建立了早期的户政制度，每家每户都有户口簿，官方登记在册。应当说，这一户口制度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户口制度都更为严密，这是因为，民国管理户政的工作比清代有很大的进步，清朝是考里甲长登记人口，而民国时期有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不像欧洲那么有效，但它的实行，将户口登记转为日常工作，毕竟是较为有效的人口登记。因此，虽说民国时期无处不在的官僚制度使人口清查工作打折扣，但毕竟使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户政制度，而其对人口的统计，也就比清末要可靠得多。

  民国时期的福建人口档案迄今仍保存在福建省档案馆。该馆的副研究员李少咏整理了民国时期的档案，将其编成《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一书，今摘录其中有关人口构成的资料：

  表五民国福建全省户口统计表

  （1912--1949年）单位：户、人

  期间户数总计人口男女壮丁备注

  1912年30123941584929689076026941694内务部调查经刘大钧陈华寅厘订

  1913年30887011616617691134587052718内政部调查

  1919年184113390985335241922385661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

  1938年20280191189496264550165439946各县政府呈报

  1939年202737012012198649658655156122117361各县政府呈报

  1940年211209811945099641928855258112063628

  1941年211165511868201628129555869062030859未含厦门、金门

  1942年215650911540055606884154712141935090未含厦门、金门

  1943年216697011654187609021755639701924494

  1944年23040731134922659172655431961

  1945年23668911109936457898075309557

  1946年23978951109720457986885298516

  1947年24428351112094157526175368324

  1948年2447970111430835771334537174921131141月份数字

  1949年2469020111419215764645537727621657721月份数字

  ---------------------------------------

  该表清楚地说明：其一，民国时期福建长期存在男女性比例失调问题；其二，民国时期福建性比例失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缓和之势，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化，是因为福建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十年红白战争、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男丁大量死亡--许多国家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女性所占比例都大大超过男子，而福建仍然以男子居多数，这表明福建性比例失调之严重是不可低估的。此外，民国时期男女性比例失调渐趋缓和与溺婴习俗的改变有关。

  四、育婴堂、童养媳、高聘金与福建溺婴习俗的终结

  我们知道：自清代中叶以来，官府便在福建大力设置育婴堂，自广设育婴堂后。溺女之风有所戢敛。如德化县：&ot;至于溺女恶习，前虽有之，自同治初年遍设育婴堂，此风遂息&ot;。又如永安县：&ot;若夫溺女恶习，自道光十年新建育婴堂后，屡经示禁遍谕，近亦渐少&ot;。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倘若有办法，事实上，没有一对父母愿意溺杀女婴。因此，随着育婴堂的普遍建立，溺杀女婴的习俗逐渐缓解。不过，育婴堂养育的女婴有一个出路问题，于是，童养媳制度逐渐兴起。

  童养媳。童养媳制不知起源于何时，在明代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个别的童养媳例子，例如《明史》记载胡贵贞&ot;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ot;。可见，胡贵贞是一个典型的童养媳。但明代这类例子不多见，而在清代的福建，

  由于婚嫁开支过高，穷人家难以成婚，于是，清代民间开始流行童养媳之风：&ot;小户人家多养苗媳于室中，俟长婚配，费少则事易集&ot;。事实上，各地育婴堂所抚育女婴的出路，不外是送给人们做童养媳。如政和县：&ot;城中及东平各设育婴堂，收养弃孩，乳养一二年，即由堂给钱与人抱养为媳&ot;。童养媳之风在清末民初最盛，如长汀县：&ot;城厢生女者多于分娩后与人抚养，外乡则&ot;多抱新产女孩抚为儿妇。此童养媳之所以独多也&ot;。可见，在历史上童养媳制度对保全女婴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它根本不尊重女性自身的权利，而且往往使童养媳沦为事实上的家庭奴隶，因此，它在民国时期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逐渐被淘汰。

  高聘金。福建古代盛行厚嫁之风，谁家嫁女的嫁妆最多，谁就最有体面。清代福建最重视的是聘金，谁家的女儿收到的聘金最多，谁就最有面子。因此，女家往往是无限制地索取聘金，造成聘金象脱线风筝一样上升。如长汀县农村：&ot;聘金昔仅有百十千钱，今则动辄数百元。此外尚有猪酒鱼肉米糍等类。多则千金，少亦数百金。非家资殷富者莫办&ot;。道光时期的诏安县：&ot;中户娶妻聘近百金，下户五六十金，其余礼物不赀&ot;。与聘金高涨的同时，厚嫁之风却稍有衰替。人们对嫁妆的看法是：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许多女方的嫁妆实为男方付钱所购。自从这种风俗盛行后，女孩从&ot;赔钱货&ot;变成了&ot;赚钱货&ot;，人们再没有理由溺婴。如民国《永春县志》记载：&ot;百数十年前聘礼无过百金者，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近则聘礼动至数百金，无在百金下者，而妆奁之厚薄转未过问，虽穷乡僻壤，女孩均得保全矣&ot;。

  总之，由于各地大建育婴堂及童养媳和高聘金之风的流行，清末民初，福建的溺婴之风逐渐消失，当然，这一消失也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区早一些，内地山区迟一些。由于风俗的变化，导致出生的女婴受到保护，因此，民国时期福建男女性比例失调的现象逐渐受到控制，迄至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正常的女多男少状况。

  人口节制并非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观念，人口膨涨的压力对古人来说同样是存在的。比较起来，由于古人生产力低下，节制人口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不过，古人缺乏科学的避孕技术，本来是很好的人口节制思想便转化为不人道的行为─一溺婴。溺婴是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人口节制方法，它在福建历史上存在很久，造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人口结构的失衡。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不能忽略这一状况。

  清代的统治者标榜施仁政，因此较为重视溺女婴问题，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县有溺婴习俗的县都设有育婴堂，其经费由政府拨给，或由富商捐赠，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会也在福建各县设立了许多育婴堂。如巡视漳州府的一个官员说：&ot;漳俗多溺女者，余心为恻然。谓此非莅民责耶？爰集郡县诸长，谋所为收恤计，乃建育婴堂如京师、吴会诸地例。官出俸钱倡始，岁率为常&ot;。因此，从福建各县育婴堂的建立也可以看到当地溺婴习俗之严重，可见下表：

  表四清代福建设置育婴堂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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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府：闽县、侯官、古田、屏南、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

  福宁府：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

  漳州府：龙溪、长泰、诏安

  永春州：永春、德化、大田；

  兴化府：莆田、仙游

  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

  邵武府：邵武、建宁、光泽、泰宁

  延平府：南平、沙县、永安

  建宁府：建安、瓯宁、浦城、崇安

  汀州府：长汀、宁化、清流、上杭、武平、永定

  龙岩州：龙岩、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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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福建共有45个县设有育婴堂，其时福建总共不过56个县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清代福建各地普遍存在严重的溺婴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各县遍设育婴堂。

  三、民国时期福建人口的自然构成

  民国时期，中国建立了早期的户政制度，每家每户都有户口簿，官方登记在册。应当说，这一户口制度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户口制度都更为严密，这是因为，民国管理户政的工作比清代有很大的进步，清朝是考里甲长登记人口，而民国时期有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不像欧洲那么有效，但它的实行，将户口登记转为日常工作，毕竟是较为有效的人口登记。因此，虽说民国时期无处不在的官僚制度使人口清查工作打折扣，但毕竟使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户政制度，而其对人口的统计，也就比清末要可靠得多。

  民国时期的福建人口档案迄今仍保存在福建省档案馆。该馆的副研究员李少咏整理了民国时期的档案，将其编成《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一书，今摘录其中有关人口构成的资料：

  该表清楚地说明：其一，民国时期福建长期存在男女性比例失调问题；其二，民国时期福建性比例失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缓和之势，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化，是因为福建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十年红白战争、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男丁大量死亡--许多国家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女性所占比例都大大超过男子，而福建仍然以男子居多数，这表明福建性比例失调之严重是不可低估的。此外，民国时期男女性比例失调渐趋缓和与溺婴习俗的改变有关。

  四、育婴堂、童养媳、高聘金与福建溺婴习俗的终结

  我们知道：自清代中叶以来，官府便在福建大力设置育婴堂，自广设育婴堂后。溺女之风有所戢敛。如德化县：&ot;至于溺女恶习，前虽有之，自同治初年遍设育婴堂，此风遂息&ot;。又如永安县：&ot;若夫溺女恶习，自道光十年新建育婴堂后，屡经示禁遍谕，近亦渐少&ot;。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倘若有办法，事实上，没有一对父母愿意溺杀女婴。因此，随着育婴堂的普遍建立，溺杀女婴的习俗逐渐缓解。不过，育婴堂养育的女婴有一个出路问题，于是，童养媳制度逐渐兴起。

  童养媳。童养媳制不知起源于何时，在明代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个别的童养媳例子，例如《明史》记载胡贵贞&ot;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ot;。可见，胡贵贞是一个典型的童养媳。但明代这类例子不多见，而在清代的福建，

  由于婚嫁开支过高，穷人家难以成婚，于是，清代民间开始流行童养媳之风：&ot;小户人家多养苗媳于室中，俟长婚配，费少则事易集&ot;。事实上，各地育婴堂所抚育女婴的出路，不外是送给人们做童养媳。如政和县：&ot;城中及东平各设育婴堂，收养弃孩，乳养一二年，即由堂给钱与人抱养为媳&ot;。童养媳之风在清末民初最盛，如长汀县：&ot;城厢生女者多于分娩后与人抚养，外乡则&ot;多抱新产女孩抚为儿妇。此童养媳之所以独多也&ot;。可见，在历史上童养媳制度对保全女婴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它根本不尊重女性自身的权利，而且往往使童养媳沦为事实上的家庭奴隶，因此，它在民国时期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逐渐被淘汰。

  高聘金。福建古代盛行厚嫁之风，谁家嫁女的嫁妆最多，谁就最有体面。清代福建最重视的是聘金，谁家的女儿收到的聘金最多，谁就最有面子。因此，女家往往是无限制地索取聘金，造成聘金象脱线风筝一样上升。如长汀县农村：&ot;聘金昔仅有百十千钱，今则动辄数百元。此外尚有猪酒鱼肉米糍等类。多则千金，少亦数百金。非家资殷富者莫办&ot;。道光时期的诏安县：&ot;中户娶妻聘近百金，下户五六十金，其余礼物不赀&ot;。与聘金高涨的同时，厚嫁之风却稍有衰替。人们对嫁妆的看法是：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许多女方的嫁妆实为男方付钱所购。自从这种风俗盛行后，女孩从&ot;赔钱货&ot;变成了&ot;赚钱货&ot;，人们再没有理由溺婴。如民国《永春县志》记载：&ot;百数十年前聘礼无过百金者，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近则聘礼动至数百金，无在百金下者，而妆奁之厚薄转未过问，虽穷乡僻壤，女孩均得保全矣&ot;。

  总之，由于各地大建育婴堂及童养媳和高聘金之风的流行，清末民初，福建的溺婴之风逐渐消失，当然，这一消失也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区早一些，内地山区迟一些。由于风俗的变化，导致出生的女婴受到保护，因此，民国时期福建男女性比例失调的现象逐渐受到控制，迄至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正常的女多男少状况。

  人口节制并非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观念，人口膨涨的压力对古人来说同样是存在的。比较起来，由于古人生产力低下，节制人口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不过，古人缺乏科学的避孕技术，本来是很好的人口节制思想便转化为不人道的行为─一溺婴。溺婴是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人口节制方法，它在福建历史上存在很久，造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人口结构的失衡。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不能忽略这一状况。

  作者有话要说：山西:“晋民素称朴厚,而溺女一事竟扭于故习,不能渝除”“该省溺女,相沿成习。’江西:“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溺女之习,由来已久。’浙江:江右风俗多溺女,浙江而金华尤盛”。温州、处州、衙州等地亦“溺婴之风颇盛”“淹女不举,旧习不迁”。直隶:“弃婴者所在多有。’江苏:“有贱女之习,产者辄恶之,而贫民尤甚,于是相率而溺焉。”“吴俗溺女”,“地多溺女”,“产女者多溺之”。

  安徽:“生女多不举”“素有溺女之风”。。

  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率多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暮;以器贮水,产则溺之。”“亲生之女,无端溺毙”。

  河南:“食指若繁,贫民恒丰岁不饱,故溺女成风。

  其它如四川、湖南、广东、山东、广西、陕西诸省亦无不有溺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