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夜九时三十四分，我站在广场纪念碑的须弥座旁，就着身旁一位姑娘打出的手电筒光，正抄着一张刚用胶布粘上不久的抗议压制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七言诗。这时的广场，不但已经没有了雪山银海般的花圈，而且，经历了白天一系列激昂的场面后，笼罩着一种大雷雨前的郁闷气氛。尽管如此，纪念碑附近仍旧不断出现新张贴的诗词，而且，一些包括我这样愿把历史见证人的职责承担到底的革命群众，还在那里积极地坚持着针对“三人十只眼”的抗议活动。我还没抄完那首诗，忽然，身后有个小伙子大声地提醒说：“注意，那些披棉大衣的家伙甩掉大衣了！”

  我和肩靠肩的几位抄诗者同时回过头去，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陡然，本来故意搞得灰黑一片的广场，每个灯柱上的所有圆灯猛地全亮了。

  这时已是九时三十五分。

  我本能地随着激昂的人群转身朝广场西南角跑去。正当我被愤怒和惊愕弄得几乎发狂时（我虽然估计到会有比白天更严重的压制，但万没想到从一百米外扑来的黑影竟裸地举着粗大的棍棒），蓦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穿着蓝工作服的小伙子跳上了前面的灯柱，他双脚紧攀，左手紧抱，右臂猛烈地挥舞着；我一辈子忘不了他那朴素的短发下，被真理之光照亮了的那张涨红的脸，特别是那双闪着无畏光芒的眼睛。我和身边一同奔跑的人不由得奔向他所在的那根灯柱，这时虽然灯柱上的广播喇叭中讽刺性地轰响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我们却仍能听见他指着纪念碑呼出的声音，那声音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死去化为尘土之后，相信也会存留后世的——听：“他们这样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斗争！斗争！斗争！从1840年以来，从1919年以来，从1921年以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争取的是什么？什么？我们争得的不能丢！失去的必须夺！没有的必须创！……”

  这时传来了第一批残暴的踢打声和惨叫声。“冲出去啊！”是他在喊？是周围的人在喊？是我在喊？记不清……

  也许是残暴的歹徒一时疏忽，更可能的是被集合去的并非全是冷血动物而有意“网开一面”，我和五六个“幸运儿”竟得以冲出了包围圈。

  回到家里，我气愤得一阵阵打颤。我恶心，我想吐。爱人一旁安慰我，但我只锐利地射了她一眼，便不再看她。她虽聪明，却太善良。她猜到了压制，却绝对想象不到带血的棍棒。

  披着爱人送到肩上的旧呢大衣，我呆坐了整整两个小时。爱人把我抄来的诗文，同前几天我俩已经誊好的诗文合到一起，搁到了装大米的陶罐的底部。我听见她做这件事的声音，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爱人办完了这件事，便和衣在床上倚着，先是望着我发愁，后来实在熬不过，合眼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我的思绪从冷冻般的愤怒，逐渐化为针扎般的痛苦，又转为沉重的思考，最后，却只剩下了那灯柱上青年的形象，和他那每个字都有千斤般重的激昂号召。

  我是个业余雕塑爱好者。我觉得心中已经屹立着一尊无比壮美的塑像，我完全忘记了有被追捕的可能，我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只想立刻把心中的这尊塑像再现出来。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我负有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我必须完成这尊塑像，不管我需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

  当爱人惊醒，走拢我身边时，我手持的画板上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草图。那攀着灯柱扬臂疾呼的青年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爱人的全部身心。

  “谁？”她双手搭在我肩上问。

  “他！一个英雄！一个大家都应该记住的人！”

  是奇迹也不是奇迹，我一直没有被捕。被“”控制的公安局派人去厂里查过我，党委并没有专门商量过如何应付这种事，但他们面对公安局拿来的明明有我侧影的相片，却个个表情自然地否认厂里有这么一个人。合同医院的大夫在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便一反常规地来我家“出诊”，并给我留下了长休的病假条（大家也知道我确实有慢性肾炎）；街道治保主任陈大妈见着我总是慷慨地报之以真诚的微笑，唯一对我不满之处，就是屋里既乱搁着那么多的铅丝、木条、胶泥，为什么不养成拉上窗帘的习惯，以免“有碍观瞻”。

  在这“病休”的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塑像已具雏形。偶尔有生客来家，问道：“你这又塑什么呢？”

  爱人总是抢着回答：“架线工。”

  熟客来了，我就拿出设计图，请他们看，一边小声地传达着他的召唤。

  厂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当模特儿，搂着我那小平房里的旧木柱子摆姿势。我总是不满意他们，常常说：“都不能传神。应该找到他，请他自己来。”

  “是呀，该找到他！”爱人这么说，同志们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但是，在那阴云四合的岁月里，到哪儿去找他？他在哪儿呢？也许，在监狱的铁窗中；也许，像我一样，在某个隐蔽但并不消沉的角落，也许……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的估计从方向上看总是正确的，但我们的估计从程度、速度上看却总还是显得保守。我以为起码还得“病休”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

  “我恢复了上班，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我和爱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无论生熟，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请他们代拟除了《架线工》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

  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童怀周编辑、油印的《革命诗抄》。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为打倒“”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满期待。

  我不仅仔细地阅读每一份贴出的文字，而且，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我想，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到这里来。啊，这些小伙子们，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红心……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有的脸上长有粉刺；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有的早上爱睡懒觉；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有的总爱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但是在这广场，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大家的心弦共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据说，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的状况，人们只好“自力更生”，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门开了，有声音请我进去。

  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相貌却完全不同：头发蓬松，鬓角留得很长，穿着颇为讲究……但架着一对木拐。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显得疏懒和慵倦，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

  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我不免问他：“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说：“他们说我发表了反动演说。其实，我不过是大声议论了一阵。”

  他似乎没有兴趣重述那些议论。我也就暂且不问。我环顾着他家的小屋，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简朴而整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妈。她是个会计。她有冠心病，身体不好。”

  “你被捕以后，她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问。

  没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说：“怎么生活？从某些方面看，她生活得要比以前还好！因为，自从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们单位就不断有人来，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两个果子面包，有的来了就抢着洗衣服；还有一天，来了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姑娘把妈妈拉去逛天坛，等妈妈回到家，屋子整个重新糊了顶棚，喷了墙壁，样样东西都掸过、擦过，炉子上的铁壶也用去污粉擦得锃亮；在北墙上，还挂上了一张新的周总理像，是挺少见的一个镜头：跟陈老总、贺老总在一起参观展览，胳膊抱在胸前，笑着……妈妈望着这一切，先是微笑，然后就坐在床上，哭了……”

  我望着那张仍旧挂在北墙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动着历史，平凡的事反映着人心的背向。

  看来，我不应当执拗地把眼前这样的青年当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那样，我反而会求全责备，反而不能发现他们心灵中最美丽、最高尚的东西。

  我改变了采访式的态度，同他闲聊起来，像面对着火车上恰好坐在对面的旅伴，像面对着新结识的朋友。

  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在广场的演讲的全部内容；那据以定罪的核心部分不过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就是要周总理宣布的那四个现代化！大伙想想吧，今天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向前发展，还出现了倒退。原来北京有多少个电影院、戏院？现在又有多少？原来能有多个电影、多个戏看，现在能看到几个？原来北海、景山咱们都能进去玩，现在能吗？原来公园有茶座，能坐着喝壶茶，现在呢，退化为站着喝大碗茶了！原来喝啤酒一律给玻璃杯，现在呢？给粗瓷碗！原来汽车、电车上给老人小孩孕妇让座是平常的事儿，现在呢？有的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照样不让！原来吃酸奶撂下两毛钱就能吃，现在得先交五毛钱押金！原来订下牛奶给你送到家门口，装进小木箱，现在得天不亮跑老远去排队领！……同志们，这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文汇报》的那几个黑后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许咱们过好日子！他们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就为了这样一段话，他被关押了九个多月，进去就遭到毒打，因为他也姓邓，所以打得格外厉害。最后他脊椎被打坏，造成了现在双腿瘫痪。

  我和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告别时，几乎已经成了莫逆之交。

  他架着双拐把我送到门口，用下巴点着狭窄的胡同和陈旧的灰瓦平房对我说：“不能让这一切再这么落后下去！咱们应当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为什么想说说心里话，想踏踏实实做点事，为的就是这个……”

  他眼里闪着晶莹的光。停了停，他又说：“党中央好，咱们有希望了。可喝啤酒暂时还得用粗瓷碗，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那么容易，该做的事很多……咱们都好好干吧！”

  回到家，我把见到的人形容给爱人听。我并不讳言他的缺点，比如性格不够开朗，哲学知识还不够融会贯通，说话时常常啃手指甲，但他肯定是一个思想高尚、敢于为真理而牺牲的青年。是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而完美的苍蝇只不过是苍蝇——小邓这样一位青年，胜过一整打小节无疵，但就是不敢讲真

  话，不敢对祖国未来负责的庸人；何况小邓他们还会不断成长、前进……

  被释放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我通过小邓帮忙，几乎找遍了每一位志士，但是，我没能找到他；我把他的形象讲给他们听，甚至请他们到我家观看接近完成的塑像，他们都说似乎见到过这位英雄，但又无法落实他究竟是谁、究竟能在哪儿找到他。

  我常常半夜、半夜地修改着他的塑像，我觉得我们结识的这些新朋友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包括外形同他迥异的小邓，也向我提供了他的某些气质。

  爱人帮助我分析，既然被捕入狱的人里没有他，那么，那晚他一定也冲出了包围圈，我应当换个角度，再从未被捕的参加者中去寻找他。

  一个春雨淅沥的星期天，我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据说某出版社有位编辑，在“四五”那天，曾在灯柱边有一桩感人的事迹；告诉我这线索的人语焉不详，因为他也是辗转听说。

  星期一上午，我打着雨伞，找到了出版社，果然有这么一位编辑，但那绝不是他，因为站在我面前是位身材苗条、皮肤微黑、足蹬雨靴的年轻姑娘。她正为一篇什么稿件同别的编辑同志冲动地争论着，很忙，听到我发出的“找唐编辑”的声音，这才转过身来，盯了我一眼，大声地问：“找我？送稿子来的吗？”

  我犹犹豫豫地说：“不……我找一位姓唐的男同志……”

  “没有。”她干脆利落地说：“全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姓唐。”

  说完，她就打算扭回身，继续同刚才的争论对象接着争论。我忍不住叹了口气。也许是我叹得太重了，引起她的好奇，她在欲扭未扭之际，忽然又稳住身子，瞪着我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便把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说了。说到我那未完成的塑像，我不禁激动起来。

  她和同屋的编辑们都睁大眼睛听我讲述一切。我刚说完，原来同她争论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便指着她说：“你也不算白来。她确实有段灯柱下的事迹！”

  她却把手使劲一摆，皱着眉头，甩着嗓门对那位男同志说：“算啦！我那算什么事迹！”

  我诚恳地表示，为了塑造好他的光辉形象，我要广泛地汲取滋养，所以最好也能听听唐编辑的事迹。

  她的两位同事便开口对我讲述起来。她不劝阻了，“乓”的一声搬一把椅子，放到我身旁，我也就坐下了。

  她的同事们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四月五日清晨，她来到广场，发现在一根灯柱下“执行任务”的便衣，是她的一个表弟，便愤慨地走过去对他说：“你听见‘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呼声，就一点也不动心吗？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着！告诉你，要么，你们俩（当时，她表弟身旁还有另外一个便衣）把我逮走；要不，你们俩就下个决心，站在大伙一边，甭干坏事！”后来，他表弟和那个同事果然想方设法把自己调换到广场之外，终于没有作恶；她呢，待他们走后，便在灯柱上贴出了三首悼念周总理、抗议收花圈的《浪淘沙》……

  “你知道吗，”戴眼镜的男同志讲完补充说，“前几天我们为了准备编辑《诗抄》，去公安局搜集材料，他们给我们看了不少当时作为‘现反’材料的相片，其中就有她贴在灯柱上的那三首《浪淘沙》，边上注着‘此案未破’。……当然，这本诗抄我们编是编好了，看来眼下还出不成。”

  “可是早晚有一天，党中央会批准我们出版的！”唐编辑用拳头一击椅背，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把字体、版面搞得和谐端庄一点，把题头、尾花搞得带劲一点，要超过群众自己编印的水平！”

  我望着她，望着同屋的几位平凡的编辑，心里忽然非常感动……

  回到家，我把这位唐编辑的事讲给爱人听，并把她的速写像拿给爱人看，爱人端详着她的像，赞美说：“你画得好！画出了神气！把这双眼睛塑上去吧！我不喜欢有眼无珠的洋式塑像法！”

  当夜，我修饰着塑像的头部，反复“点睛”，这时，许多双眼睛相继出现在我的眼前，既有她的，也有小邓和小唐，以及那许多志士的……啊，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是对什么的向往，对什么的追求，使这一双双的眼睛里，闪动着那么撼人心弦的火焰？

  我没有灰心。我继续寻找着她。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

  又过了一年。丁香花谢了，马缨花开过，枫叶开始泛红，槐叶纷纷飘落，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北京市委作出了决定：完全是革命行动，应予彻底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真相》的长篇报道……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我站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报亭外的长队中，等候买到一份载有《真相》的《人民日报》。当我终于买到报纸，正待展报一睹为快的刹那，猛地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他在我前面十八米外侧身而站，正在看新买到的报纸。啊，那正是他！我像扑向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几步冲到他的身前，拍了他肩膀一下，兴奋地喊出：“嘿！”

  他扭过身，正对着我，脸上充满惊讶的表情。

  “我找到了你！”我不让他插话，一口气解释了起来，从两年前四月五日晚九点三十四分讲起，一直讲到我那已经修改得臻于完善的塑像。

  这时，已经起码有十来个人围住了我们。大家听着我讲述的一切，不时朝他望去，眼里充满了钦佩和欢欣。

  谁知那小伙子听完我讲述的一切，认认真真地反驳说：“那不是我。我真惭愧，当天晚上七点我就离开了广场了……”

  我知道这一定是他在谦逊，许多围在四周的人也帮我劝说他：“你就承认下来吧！”“你就抽空去他家一次，让他照着你完成那个塑像吧！”……

  他却激动得摆手，连连对我说：“不是我，真不是我……不过我很愿意向他学习！……”

  瞧他那神气，又确实不像是谦逊。我疑惑了。

  “那么，他是谁呢？到哪儿去找他呢？”我喃喃地说，过细地观察着眼前的小伙子，我看出来，这位的确显得比他年岁小，而且下巴似乎尖了一点。

  眼前的小伙子望着我，爽朗地笑了，他右手敲着左手中的报纸说：“到处都有他。他是我，是你，也是大家！”

  “对！”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说：“谁讲真话，谁追求真理，谁就是他！”

  另一位短发上别着环形发圈的女青年接口说：“谁爱中国，谁要‘四化’，谁就是他！”

  好几个人都要求我重述一下他说过的那些话，于是我说一句，便有人重复一句：“……从1840年以后，从1919年以来，从1921年以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争取的是什么？什么？我们争得的不能丢！失去的必须夺！没有的必须创！”

  “说得真好！”

  “发人深省！”

  ……

  我和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小伙子握别了，其他人也各自走散。我沿着长安街漫步了很久，阵阵微风拂过我发烫的面颊；我在广场的观礼台那儿读毕了《真相》，心情非常激动，但对文章里没有写到他，不免多少有些遗憾；我朝纪念碑那儿走去，在“四五”那晚他攀住的那根灯柱面前站住，伫望着……我感到他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山呼海啸般的呼喊……

  是啊，我们争得的不能丢！而一度我们却险些全丢了！

  是啊，我们失去的必须夺！党中央带领着我们，已经夺回了多少？还剩多少没有夺回？

  是啊，没有的必须创！我们现在没有的是什么？或者说，缺少的是什么？我们该不该去迎接那崭新而必需的事物？我们将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发扬光大？

  回到家里，我再一次修整他那塑像。他显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有光彩；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也被吸引着，就要融进他的塑像里去……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半，我来到首都体育馆，出席英雄人物报告大会。他一定也来出席，他在哪儿？在主席台上？在普通听众之中？在我身前，还是就在我的身旁？

  我仍然没有找到他。但是我在主席台一侧发现了小邓。趁报告还未正式开始，我走到他座位的侧面，招呼他：“小邓！可盼到这一天了，”我指指他胸前别着的大红花说，“多光荣！”

  谁知他微皱着眉头，认认真真地对我说：“戴着这花我真脸红。我那天在广场讲的那些话，牛奶啦，啤酒啦，境界其实不高。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四化’的问题解决了，可对‘四化’不能光有个朦朦胧胧的向往，得把‘四化’究竟是什么弄个清楚，得真刀真枪地为‘四化’作出贡献啊……我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能因为真的为实现‘四化’立了功劳，戴上这大红花，那才真叫光荣呢！……”

  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直溅浪花。我一边回座位去，一边品味着他的话。说巧也不巧，在走道上，我迎面又碰见了编辑小唐。

  “你也来啦？”我俩同时打招呼说。

  “你还在塑他的像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问她：“你还在编《诗抄》吗？”

  她下巴一扬：“早发稿啦！我现在要搜集新的材料！”

  我指指主席台上那一片戴红花的英雄：“是搜集他们跟‘’斗争的事迹吧？”

  “不。”她容光焕发地说，“搜集他们现在、今后怎么为实现‘四化’立新功的事迹和想法！”

  我心里的浪花一下子涌起老高。小邓和小唐都在朝前看。他呢？如果我找到他，他会怎么跟我说呢？

  我回到了座位上。报告会开始了。我听着发言，我的巴掌同几千个巴掌一样鼓得发红，我望着这群众的海洋，这革命感情的潮水，这真理的光海和历史的巨浪……

  陡然，我眼里像添了盏灯，心里像竖了面镜。积蓄已久的意念像透镜聚焦般汇成了灼热的思想……

  啊，我找到了他！

  我悟出来——

  他，就是人民。

  他，就是科学。

  他，就是民主。

  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义无反顾的奋勇前进。

  马列主义、毛思想的科学真理，要战胜一切伪革命的谎言。

  社会主义民主和随之而来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战胜封建法西斯专政，要消灭分裂与混乱、愚昧与僵化。

  开完会回到家里，我对塑像进行着最后的加工。塑像的主体是半截灯柱，我缩短了灯盏与他身躯的距离；他的形象是大半个身躯，斜攀在灯柱上，左手抱柱，右臂挥动着；他大睁着双眼，那里面燃烧着真理的火焰，充满了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求；他大张着嘴巴，满脸真诚，激昂地号召着；塑像的底座，我处理成许许多多只伸出的手，在努力托住他的身体：有老人的手，有少年的手，有男人的手，有女人的手；有带老茧的体力劳动者的手，有比较纤细的脑力劳动者的手……

  我反复修饰着这座塑像。我心中充满了狂涛般的激情。我真想向全中国的好人高呼：没有找到他的要找他！已经找到他的要了解他、热爱他、习惯他！我们要同他相依为命、永远也不能失去他！……

  塑像已经完成，不日公开展出。

  1978年11月24日夜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