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相比，天体物理学已经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们计算的更加精确，甚至多少失去了一些世事无常的新奇和混沌感。

  18世纪中叶，被称为天体力学的天文学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天文学家们运用万有引力定律，已经能够将某些天体的引力对另一些天体运行的影响非常精确地计算出来。天才的法国天文学家克连劳计算了大行星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对哈雷彗星运行的影响，在进行了许多极其复杂的计算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哈雷彗星应该在1759年4月通过它自己轨道的近日点。

  克连劳的推算在1758年11月发表了，一个月之后，在双鱼星座里发现了一个模糊的小斑点。这就是哈雷彗星，它果然重新回到太阳这里来了。这颗彗星几乎恰恰是在克连劳所指出的那个日期通过了它的近日点。这件事曾经被当作盛大的科学节日来庆祝。彗星的运行原来是符合万有引力定律的，这就又一次证明了这条定律的普遍性。

  哈雷彗星是当今最著名的彗星。它恰好于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准备进攻英格兰时出现，也恰好在耶稣诞生的公元前11年出现。有些人认为，说不定它就是“伯利恒之星”——《圣经》曾记载，当耶稣降生时，这颗星照亮了伯利恒的早晨。

  《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每次出现，我国都有详细记录，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值得庆幸的是，哈雷彗星的轨道较短，每隔75年左右它就能回归一次。19世纪出现的某些彗星，如分别在1812年、1861年、1882年出现的彗星，都是十分巨大而明亮的。但它们的轨道很可能非常长，因此需要数以千年计的时间才能回归一次。上次它们接近太阳时，地球上的居民还是穴居野外的原始人。

  哈雷彗星的轨道比现存的任何一颗发光彗星的轨道都短。它是至今轨道已知并能确切预告回归时间的唯一的一颗发光彗星。

  哈雷对1758年彗星回归的预见和彗星的如期回归，使天文学家们对彗星更加注意。他们使用望远镜可以确定许多用肉眼看不到的暗弱彗星的位置。这样，他们就无须坐等周期很长的亮彗星的出现了。

  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天文学家们在18世纪时，对彗星的研究曾一度失去信心。在哈雷计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以后，人们认为从此许多彗星轨道都能计算出来。但是在哈雷之后的100年内，人们并没有计算出其他彗星的轨道。

  以后，在1818年，法国天文学家吉恩·庞斯找到了一颗彗星，他认为这是一颗新的彗星。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恩克研究了它的轨道，并且发现了有几次出现的彗星是沿着同一轨道运行的。例如，1786年、1795年和1805年出现的彗星，都是如此。

  以这个数据为基础，恩克计算了这颗彗星的轨道后发现，它的轨道是一个非常短的椭圆形，它每隔33年就回归并靠近太阳一次，它的椭圆轨道很短，连木星轨道都达不到。

  这颗彗星从此被称为“恩克彗星”。它是继哈雷彗星之后，第二颗按推算时间重新出现的彗星。

  恩克彗星是一颗“短周期彗星”。尽管在恩克所处的时代之后，许多彗星轨道相继被计算出来，但是，没有一颗别的彗星轨道比恩克彗星更短，这就是说，没有别的彗星会像它那样经常回归并靠近太阳。

  事实上，所有短周期彗星（每隔几年回归并靠近太阳一次的彗星）都是亮度微弱的。每次回归中形成的彗发在斥力作用下都会成为彗尾，而且不再复现。因此，彗星每次回归时形成彗发和彗尾的原料越来越少。这就是说，一颗彗星的亮度必然会随着回归次数的增加而减小，并渐渐地消失。短轨道彗星由于回归次数频繁而早就失去了光彩。只有那些长轨道的彗星由于相隔很长时间才返回太阳近旁一次，所以，它们在每次回归时依然是明亮的。

  海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太阳系内部形成的彗星，很难在行星引力的撕扯之下发展出较大较为蓬松的题型，这样的话的亮度就不太可能达到长周期彗星的那种地步。

  虽然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没有反例存在，但对于当时已经发现的彗星来说，这个规律似乎还是普遍适用的，甚至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天体的研究，似乎只是那些沉迷在尘世里的人们，偶尔才能够放松心情，保持平静的手段，对于大部分非专业的人士来说，这甚至是一种枯燥的远不如参与到尘世纷争当中去的无聊之事。

  因此，欧洲战场上仍然在捉对厮杀的那些军事高手们，此时仍然在费尽心思的算计着胜利与权力之间的完美关系。

  在霍赫基希一战结束之后，腓特烈大地不但付出了惨重的损失，还突然发现他的损失开始变得难以补充起来。

  失去生命的那群人——他们来自那些只记得洛伊滕和罗斯巴赫大捷，而非曹恩道夫杀戮场的团队——一直都是他最忠诚的部下。在第13步兵团中，超过800人阵亡、负伤或失踪。其他荣誉满身的兵团，如第19、26步兵团，也蒙受了相同比例的损失。普军损失了100门火炮。腓特烈失去了大量最英勇的团级军官。在高级将领中，基思阵亡了，他的遗体惨遭剥光、洗劫，成了奥军光荣的纪念品；德绍的莫里茨被俘，后来获释，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返战场领兵作战。莫里茨罹患了与伤势无关的癌症，1760年去世。

  在战术上，奥军陷入过度混乱，无力立即追击普军。一些高级军官似乎对自己的胜利惊诧不已，很难相信他们确实取得了胜利。不过，获胜的奥地利人有充足时间与战友握手，庆祝自己的胜利，也有时间整顿依然在霍赫基希废墟中搜罗溃兵，或分散洗劫双方伤亡将士财物的各营和中队。

  由于腓特烈撤军的速度和效率都很高，加之道恩也不愿意追击如此迅速地脱离自己的有效追击范围的敌人，因此霍赫基希之战的直接战略成果有限。在战场中心地区，1758年交战季节的剩余时日只能进一步证明，奥地利的胜利价值有限。腓特烈一度考虑与道恩再打一场，但最终被迫进军西里西亚，以解除敌军对尼斯要塞的封锁。

  与此同时，道恩向相反方向运动，对德累斯顿发动了时断时续的围攻。看到尼斯要塞会在冬季安然无恙，11月初，腓特烈返回萨克森。道恩随即退入波西米亚境内的冬令营。

  如果说，普鲁士人在1758年最后几星期内几乎没有打仗，那他们也表现出自己依然知道如何行军。霍赫基希之战后，掉队和开小差的人数有限，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的漫长行军和艰苦战斗的累积效应。此时，虚弱的身体和失败情绪都成了过去。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王的信赖，对自身技能和阶级的自豪感，单纯的顽强固执——各种动机都有，但都胜过正式的纪律约束。如果说，普军此时的人数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少的，那么，各个岗位上的将士都是志同道合的同袍，而且具备把共同意志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因素的经验。

  1758年与1759年之交，腓特烈在评估自己的处境时，有理由对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乐观。直到1759年春季，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都安然无恙。俄国人已经被逐出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瑞典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也没有能力真正威胁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既没有意愿。

  在西线，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即使没有进入名将的行列，至少也是“出色的平庸将领”了。这年夏季，在得到了一支一流英国步、骑兵分遣队的增援之后，斐迪南发动了一次佯动和机动战役，迫使他的法国对手不断调来调去，最终不得不完全撤离汉诺威。心怀感激的英王乔治给了斐迪南2000英镑终身年金，腓特烈也给了他元帅头衔，这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清理之中的事情，不足为奇，然而，腓特烈没有给予额外的金钱奖励。

  尽管如此，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来，腓特烈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在战术层面，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时期相比，战场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对奥地利人的表现，腓特烈特别印象深刻。1758年冬季，他编纂了一套《反思》，称赞了彼时奥地利人选择和加强其营寨及阵地的技巧。奥地利人不仅在构筑堡垒和工事的时候展现出旺盛精力，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他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纵深，井井有条，即使敌军最初取得了突破，奥军依然能依靠圈套和陷阱来化解敌军的冲击力。

  腓特烈还注意到，奥地利人巧妙地使用了多兵种协同战术，他们用骑兵引诱对手进攻，把步兵集中起来伏击进攻者，最后用周密部署的火炮来粉碎敌人。

  尽管如此，腓特烈断然否定了一切关于奥地利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的说法。但他的文章多少有些遗憾地承认，面对可以选择阵地的奥军，科林模式的正面进攻几乎毫无胜机可言。普鲁士步兵通常向高处仰攻，他们的步枪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他们的奥地利对手，几乎完全不像战前制定的战术理论所说的那样，被上了刺刀的无声挺进的步兵吓得魂飞魄散。现在，国王急于利用奥地利人在部署方面的错误，同时，充分利用战场上无人占领的地域带来的机遇。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热衷夺取高地充当炮兵阵地，尽快把尽可能多的火炮推进炮台，用火炮为其他兵种的进攻提供火力准备。

  然而他的一些错误，似乎并没有在这一系列反思当中得以纠正。国王否定奥地利人在炮火打击下继续顽抗的意愿，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可以否定的。因为在这方面，1758年的奥地利军队并不比其他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更出色或更差劲。重要的是，腓特烈坚持在没有火力优势，甚至在火力稍弱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这就像用棍棒迎战火枪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与1756年普鲁士参战时遵从的战术原则截然不同。通过反对发动像科林或布拉格会战那样的全面进攻，腓特烈进一步表达了谨慎持重的意向。腓特烈宣称，那样的进攻风险太大。让一个侧翼不参战，而只让全军的一部分参战，可以确保在战败的情况下存在一支掩护部队。腓特烈坚持在敌军战线上选择一个突破点，向那个点集中开炮，继而派出步兵突破它。如果在某个点上突破敌军战线，那么就可以摧垮全线敌人，就像在各处都取得突破那样有效。但是，确保进攻矛头的侧翼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投入进攻的步兵营击中了目标，那么保持进攻的良好态势，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在发动局部反击攻打组织混乱的敌军时，奥地利骑兵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因此保持进攻部队井然有序也很重要。

  腓特烈的某些观点不可思议地提前揭示了英、美指挥官得出的，关于1943到1945年打击德队的最佳手段的结论。井然有序的纵深防御，精湛的多兵种协同战术，迅速反击陷入混乱的敌人——这套模式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希特勒的德国国防军，而非玛丽亚·特蕾莎的奥地利军队。尽管如此，尚有争议的相似之处，凸显了腓特烈对奥地利军队的高度尊敬。事实上他认为，要取得针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决定性胜利，唯一办法就是把奥地利的将军们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上萨克森的森林、山岳、崎岖土地上引诱出来。另一方面，腓特烈认为，下西里西亚平原是歼灭奥军的理想战场。他完全能够预料到奥地利人的贪婪，或者更准确地说，玛丽亚·特蕾莎收复失地的决心，会引诱哈布斯堡军队最终走向灭亡的深渊。

  在国王陛下在已经犯下错误的情况之下，竟仍然坚持这样的判断，又怎会不让他陷入接下来长达数年之久的被动局面当中呢？

  1759年，将会是他人生最为危险的转折点。